“食臣棗”和“食巨棗”的辨析

　　摘要：本文通過褚少孫、班固對司馬遷《封禪書》“實錄”式的征引，更加之以“長陵神君”故事的佐證，確定《封禪書》“食巨棗”當(dāng)是“食臣棗”的訛誤。

　　關(guān)鍵詞：食臣棗 食巨棗 “實錄”式 長陵神君

　　《史記•封禪書》記方術(shù)之士李少君對漢武帝言：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其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唐司馬貞《索隱》于此作注：“包愷：‘巨，或作臣。”

　　《史記•孝武本紀(jì)》亦載李少君對漢武帝言：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

　　上所摘抄的兩段文字，似乎“一模一樣”，究其原因有二：(一)唐司馬貞《索隱》云：“褚先生補(bǔ)《史記》，合集武帝事以編年，今止取《封禪書》補(bǔ)之，信其才之薄也。”事實上《封禪書》有通史性質(zhì)，而褚先生實抄《封禪書》有關(guān)武帝的部分以補(bǔ)《孝武本紀(jì)》。比較兩篇，可看出除個別詞有異寫外，大概就是《孝武本紀(jì)》“上親禮祠上帝”后比《封禪書》多了“衣上黃焉”和篇末“太史公曰”段尾多了一語氣詞“焉”為最大的差異了。這說明褚少孫是以決不妄改司馬遷一字地“實錄精神”補(bǔ)作《孝武本紀(jì)》的。(二)這兩段文字同是記錄李少君以方術(shù)說武帝之辭，本應(yīng)別無二致!綜合以上兩點(diǎn)，我們可明確得出結(jié)論：《孝武本紀(jì)》“食臣棗”與《封禪書》“食巨棗”應(yīng)是形近而誤，必當(dāng)二者居一!

　　梁玉繩《史記志疑》云：既言巨，則不得復(fù)言大，必是誤文�！稘h志》作“食臣棗”， 《索隱》亦引包愷云“巨，或作‘臣’。”考《田儋傳論》“安其生與蒯通相善，嘗以策干項羽”，則辨士之流，即其時見存，亦不過八九十歲人。安得以為古之真仙哉!言食安期大棗，猶言與九十余老大人之大父游射也�！俄n子•外儲左篇》云：“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兄同年”，少君其類是歟?

　　日本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引《史記志疑》這段話亦持同樣觀點(diǎn)：又，司馬貞《索隱》：“服虔曰：‘古之真人。’案：‘《列仙傳》云安期生，賣藥東海邊。時皆言千歲也。’”……《列仙傳》云“時人皆言千歲也”，或像李少君言“與其大父游射處”、“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巧言偽詞讓人誤“以少君為神，數(shù)百歲人也”�；蚴呛笕艘杂瀭饔�，神之以“千歲”也。

　　誠如清人梁玉繩、日人瀧川資言所言，安期生不過“一辨士”耳，其人其事頗類“長陵神君”�！妒酚�•封禪書》、《漢書•郊祀志》所記相同，現(xiàn)錄《史記》文如下，后證以《漢書》。

　　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漢書》作“乳”)死，見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漢書》有“亦”字)往祠，其后子孫以尊顯。及今上(《漢書》作“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nèi)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長陵女子，凡人也，因身世曲折，“風(fēng)云際會”成神人。安期生的成仙經(jīng)歷也應(yīng)與之相仿。據(jù)《史記》、《漢書》、《列仙傳》、《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書可見其人約生于秦時，遍干諸侯，好為大言，又于海邊賣藥，人不知其生死，遂以之為神。想必漢武帝也有所耳聞，李少君為取媚于武帝，便敷衍出一段與安期生相遇的故事。尤可注意的是“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這里的“仙者”并不指安期生，雖然書中提到“安期生仙者”或“時人皆言千歲也”，但漢時距黃帝何只是數(shù)千歲?所以李少君也并不以安期生有千歲，或是“能見之以封禪”的仙人，而是“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的仙、人橋梁罷了�！稘h書》顏師古注“合”字為：“合謂道相合。”可見李少君言己和已神化的安期生道術(shù)相合以取媚于上。為顯示和安期生的“親密”，他大言道：“我和安期生道術(shù)相通，見于蓬萊海中，他還給我吃了幾顆仙棗，有瓜那么大!”只有這樣文意才通順，合于情理。不然要么像梁玉繩先生所說“既言巨，則不得復(fù)言大”。要么我們就會想，安期生“食巨棗”，與卿何干?

　　又，《漢書》與《史記》相同內(nèi)容，多為照抄《史記》相關(guān)部分，其《郊祀志》就云：

　　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封禪書》作“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

　　兩相對照，知此段全抄《封禪書》，所異者除“臣”字外絕不影響文意的異同。這一段和褚少孫錄《封禪書》以補(bǔ)的《孝武本紀(jì)》均作“臣”，足可證明司馬遷《封禪書》原文當(dāng)為“臣”字!也說明由司馬遷完成《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到班固作《郊祀志》、褚少孫補(bǔ)《孝武本紀(jì)》時，所見本都作“食臣棗”。清人錢大昕《廿二史考異》說：“少孫補(bǔ)《史》皆取史公所缺，意雖淺近，詞無雷同，未有移甲以當(dāng)乙者也�；驎x以后少孫補(bǔ)亦亡，鄉(xiāng)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數(shù)耳。”由此可知：一、褚少孫補(bǔ)《史記》未妄作，就《孝武本紀(jì)》而言是忠實摘錄《封禪書》，間有小異，多為語氣詞，絕不會明顯抵牾。班固取《史記》，與之持相同觀點(diǎn)。二、《史記》傳抄本在晉以后，因為歷時較長，又因其“是非頗寥于圣人”而被壓制，抄誤之處逐漸多了起來。正因為漢時流傳較窄，我們是否可說奉詔撰史的班固看見了“副在京師”的《史記》?這樣就更證明作“臣”無疑了。

　　參考文獻(xiàn)：

　　[1]梁玉繩.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

　　[2]【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北京：文學(xué)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3]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

　　[4]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轉(zhu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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