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語用觀

　　先秦諸子語用觀

　　摘要：儒家“正名”，道家“無名”和名家“控名”思想在論及“名”與“實”的關系中，都體現(xiàn)出對語言使用的敏感性關注，但出于不同立場和背景，三者呈現(xiàn)出不同的語用思維理路。

　　先秦諸子對語言使用的研究表明，中國哲學自先秦便具有濃厚的語用傾向，對語用研究達到相當?shù)膹V度和深度，對后世語言研究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 正名 無名 控名 語用觀 言語行為

　　引言

　　20世紀70年代，語用學建立標志著語言研究從追求普遍語法轉(zhuǎn)入關注具體語言實踐。

　　語用學興起的促成因素是格賴斯的合作原則和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

　　與西方相比，中國的語用研究雖然未能建構一個嚴密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中國哲學自先秦以來對語言使用的智慧性思辨便不曾間斷，甚至顯現(xiàn)出更為濃厚的語用傾向。

　　本文從共時視角，探討先秦儒家“正名”，道家“無名”及名家“控名”理論所蘊涵的豐富語用思維，以期展現(xiàn)中國哲學傳統(tǒng)文化構架下所孕育的獨特而永恒的語用景觀。

　　一、儒家“正名”的語用觀

　　“正名”是儒家思想體系核心準則之一，通常被解釋為“對名稱的校正”。

　　但這一解說不足以詮釋孔子“正名”思想所蘊藏的深刻語言洞察。

　　孔子“正名”思想背景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

　　子路問政，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1]孔子并非在一般意義上討論名實關系。

　　“正名”思想包含著對語詞(名)與世界(實)關系的深邃洞悉。

　　(一)言語乃實施行為。

　　孔子認為，語言的功用包括描述事實和實施行為。

　　合適的言論包含兩層含義，一是依據(jù)語詞所規(guī)定的意義來使用語言;二是言語可以作為產(chǎn)生適當關系的有效手段，是規(guī)范社會行為的工具。

　　“正名”思想指出了語言能表達什么(名不正則言不順)，也指明語言具有成事的能力(言不順則事不成)。

　　這一將語言功用等同于實施行為的理念與奧斯汀言語行為理論思想――“語詞是用來做事的”不謀而合。

　　不同的是，奧斯汀是通過將語句(命題)劃分為陳述句與施為句，顯性施為句與隱性施為句的路徑來達到這一要旨，而孔子是根據(jù)自身所處環(huán)境從經(jīng)驗角度來討論語言這一本質(zhì)。

　　(二)言語與行為關系。

　　奧斯汀指出，一個語句(命題)同時具有三種行為：言內(nèi)行為，言外行為和言后行為。

　　言內(nèi)行為指說出帶意義的語詞和語句本身這一行為;言外行為指說話者意欲通過該語句傳遞的含義;而言后行為則指該語句對聽話者產(chǎn)生的事后效應。

　　[2]孔子反復申明，言與行無法割裂。

　　與奧斯汀主要關注言外行為，或者說言語的“行事語力”不同，孔子既強調(diào)說話者通過語句恰當表達了說話者意義，也重視語句事后效應(即語效)。

　　在儒家思想中，言語主體間交際及其行為效應被賦予重要意義。

　　得體有效的言語交際也被視為是在那個時代衡量君子的規(guī)范之一。

　　(三)言語行為“恰當性條件”。

　　儒家“正名”思想還凸顯了言語行為的社會性，指出“正名”乃人際意義生成和理解之路。

　　但是如何做到有效交際呢?孔子認為，達到特定的交際目的需要滿足言語行為的“恰當性條件”。

　　這一系列條件包括說話者、語境和言語本身等因素。

　　在說話者方面，孔子強調(diào)言語要針對不同的對象;此外，孔子認為說話者除了要坦誠有禮，還要注意觀察恰當?shù)臅r機、主題和選擇適當?shù)姆绞健?/p>

　　而如果話語未經(jīng)琢磨，時機不當，則不如不說。

　　在語境方面，儒家認為，恰當?shù)难哉Z行為是依據(jù)不同的語境來靈活使用語言。

　　對于語言本身，孔子強調(diào)使用規(guī)范和質(zhì)樸達意。

　　在言說的內(nèi)容上，孔子還指出，好的語言要“文質(zhì)彬彬”。

　　概言之，“正名”準則表明儒家已敏銳察覺到語言的行為屬性，指明通往有效言語交際的路徑。

　　在論述言語行為的“恰當性條件”時，儒家還認識到，言語交際中聽話一方的重要和復雜性，因此，在實施言語行為時，主張要對聽話者的需要和期望作出反應(即言后行為)，并將這一反應納入意義的生成和考察。

　　二、道家“無名”的語用觀

　　與儒家重視名實關系不同，道家的核心理論是“無名”。

　　道家創(chuàng)始人老子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4]他認為，“道”是萬物存在的始源，具有無窮潛在力和創(chuàng)造力，是恒久不變的。

　　但是“道”無形無聲，難以言說，因此也難以命名，因此，能“道”的“道”不是“常道”(恒道)，能命名的“名”不是“常名”(恒名)。

　　莊子繼承并發(fā)展了這一思想，認為“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5]老子和莊子基于對“道”的論述，提出了“無名”的論題，自成一派，形成了道家極富有特色的語言和語言使用思想。

　　(一)“言”“意”關系。

　　莊子更進一步認為，既然“道”只能由“意”來把握，那么相對而言，“言”便是“糟粕”，主張“得魚而忘荃”。

　　莊子認為，語言文字本身并無價值，有價值的是語言文字表達的“意”，而“意”又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

　　在他看來，語言文字是象征性符號，是人們領悟意的手段和工具。

　　莊子還用各種手段來揭示他眼中“意”的復雜，“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5]毋庸置疑，老子和莊子對言與意間內(nèi)在深層關系的分析，成為后世各種言意之辨的思想來源。

　　(二)言語交際原則。

　　格賴斯合作原則認為，人們通過遵守或違背質(zhì)量、數(shù)量、關系和方式四個準則來實現(xiàn)對會話含義的理解。

　　莊子也曾考察言語表達的“質(zhì)”和“量”。

　　這里莊子強調(diào)言語交際中的基本原則：要傳遞真實的情況，不要傳遞過分的言辭。

　　在《莊子・漁父》中論述了人的八種毛病，其中四種與不遵守言語交際的“質(zhì)”與“量”原則有關。

　　可見莊子主張有效的言語交際應該是提供真實而恰當?shù)男畔ⅰ?/p>

　　(三)言語交際誤解。

　　成功的交際離不開語言的使用。

　　由于語言字面意義與說話者意義的不對應，所以言語交際中無可避免會產(chǎn)生誤解。

　　莊子對誤解產(chǎn)生的緣由有過論述：“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5]意思是，言論不同于無心而吹的“天籟”，發(fā)言者各執(zhí)一詞，他們的言論出于機心，并不能作為衡量是非的標準。

　　此外，莊子認為萬物都處在不斷變化之中，當人們認識一種事物并將其用語言表述出來之時，事物本身可能已經(jīng)發(fā)生變化了，所以人們的認識是不準確或不完整的，這就是產(chǎn)生言語誤解的原因。

　　他還說，“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5]在莊子眼里，人們出于不同環(huán)境、場合、目的和用途，在把事物的本真用“言”說出來時就可能“失真”，從而導致交際中的誤解。

　　三、名家“控名”的語用觀

　　名家的核心是“控名”。

　　“控名”包含兩層意思：一是針對名不當實的現(xiàn)象，引名就實，使名字恰如其分地描述事物;二是針對實不當名的現(xiàn)象，改正那些實不當名的現(xiàn)象。

　　[6]名家的“控名”思想側重言語在論辯中的具體使用，體現(xiàn)了豐富的語用思想。

　　(一)動態(tài)語境。

　　語言學家利奇指出，語境包括交際參與者、話語的目的、言語行為以及作為言辭本身的話語。

　　[7]名家另一代表人物惠施的辯題同樣反映出言語使用者的目的和視角的不同，可能導致對意義的不同理解。

　　惠施認為“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在常人眼里，天地山澤都是有高低之分的，但若從無窮宇宙空間的視角看，天是無形的，地之上的空間都屬于天，所以沒有天高地下的區(qū)別，如此類推，山與澤也無高低的差別。

　　據(jù)此可以看出，名家已經(jīng)意識到語詞的意義與語境參數(shù)的變化關系密切。

　　語境并非是靜態(tài)的。

　　在言語中，即便是一個語境參數(shù)的改變都有可能導致對同一語句意義的不同解讀。

　　(二)語用策略。

　　言辨是名實相應思想的運用和深化，因此名家特別重視言辨中的語用策略。

　　名家論辯的目的是說服和曉諭對方，因此尤為關注言語交際的語效行為。

　　鄧析將言辨的對象分為聰明的人，見聞廣博的人，地位高的人，有錢的人，窮人，勇敢的人和愚笨的人。

　　在此基礎上他指出針對以上不同的言辨對象應使用不同語用策略。

　　不難看出，名家已將目光擴展到交際中言辨對象的不同地位、性格和特點上，強調(diào)因人施辨，指出如果不顧及交際對象的實際情況，就難以取得滿意的語效行為。

　　四、結語

　　先秦諸子在“名”“實”之辨演變過程中所彰顯的語用思想，一方面說明中國哲人對語言和意義有著非凡的洞悉，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哲學自先秦就具有濃厚的語用傾向，在語言使用研究上堪稱一個早熟的國家。

　　哲人們以獨特的視界對言語的實施行為、語言與行為關系、言語行為恰當性條件、言語交際原則、言意關系、動態(tài)語境和語用策略等方面都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對后世中國哲學和語言研究都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因此，考察先秦儒家、道家和名家對語言使用的研究，對于人們在現(xiàn)代語言學的理論研究和深刻理解中國哲學與語用研究的關系等方面，無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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