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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論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伴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進行了多次改革，相關的經濟利益分配格局也隨之不斷的發(fā)生變化。收入的分配對經濟發(fā)展的可持續(xù)性和社會和諧發(fā)展有著重要影響，也與每個勞動者的利益直接相關聯(lián)，因此，收入分配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和實務界關注的重要問題。有關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主要分為功能收入分配研究和規(guī)模收入分配研究兩個部分。功能收入分配，又稱要素收入分配，以各種生產要素如土地、資本和勞動為主體，根據它們在產品生產中發(fā)揮的作用或做出的貢獻對國民收入進行分配，是以收入來源為研究視角對收入分配規(guī)律進行研究的。規(guī)模收入分配，也稱個人收入分配或家庭收入分配，是以居民個人或家庭為主體對國民收入進行的分配，以某個階層的人口或家庭的比重與其所得的收入份額之間的關系是否合理為視角展開研究�，F有的研究中，主要是以規(guī)模收入分配研究為主，而對功能收入分配研究還很不充分，為了對現有的文獻作有益的補充，本文即以功能收入分配為對象進行研究。
我國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情況
勞動收入份額是指勞動報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主要反映了勞動和資本之間的分配關系，是考察功能性收入分配的重要指標。我國勞動收入份額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動經歷了四個不同的階段。
勞動收入份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從上文可知，勞動收入份額對經濟增長既有增長數量上的影響，也有增長質量上的影響。勞動收入份額對經濟增長數量的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勞動收入水平是消費需求的基礎，當勞動收入份額穩(wěn)步上升時，由于勞動收入比利潤性收入的具有更高的消費傾向，因此，在同樣的社會收入條件下，消費需求將隨之提高，于是社會總需求也隨之提高，從而提高產能利用率。產能利用率提高后又會通過“乘數效應”和“加速效應” 進一步推動總需求增長。另一方面，勞動收入也是商品的成本，勞動收入份額上升會降低產品的邊際利潤，從而抑制社會的投資需求，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也會通過降低儲蓄而對投資產生負面影響。與發(fā)達國家相比，我國人力資本水平和投入都明顯偏低，在經濟發(fā)展較為落后的地區(qū)，尤其是廣大的農村地區(qū)，人力資本投入較低的問題更為突出，而這亦是造成該地區(qū)經濟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能夠增加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提高其受教育水平，增加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從而提升勞動力質量，為產業(yè)升級鋪墊必要的基礎。
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還會通過需求拉動效應和成本推動效應對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產生積極的作用，有助于我國經濟擺脫長期以來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的初級低端制造加工局面。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還能提高企業(yè)進行產業(yè)升級的意愿，通過改善需求結構對產業(yè)結構構成積極的影響。
第一，由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yè)主導的負債投資加深了產能過剩問題，通過產業(yè)結構效應又進一步阻礙勞動收入份額的提高，進一步導致了經濟的內部需求不足，當世界經濟發(fā)生危機導致外部需求突然下降，產能過剩的矛盾便集中顯現出來。所以說，勞動收入份額過低引起的我國內部有效需求不足，是行業(yè)產能過剩、地方債務突出以及金融資本脫離實體經濟而大量投入房地產的共同根源。
第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yōu)橐揽肯M、投資和出口協(xié)調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擴大居民內部消費需求來推動經濟增長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內容。而勞動者收入份額的持續(xù)下降直接導致了居民有效消費需求的不足，使得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受到了極大的限制，經濟增長方式不得不長期停留在依靠投資驅動的方式上，因此，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不利于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第三，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阻礙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導致低收入階層對人力資本投資不足，進而提供了大量的低成本勞動力，為長期依附于低成本人力資源稟賦的勞動密集型企業(yè)提供了必須的人力資源條件，在這種情況下，企業(yè)往往缺乏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向高附加值行業(yè)升級的內在動力，進而阻礙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第四“，貧困化的貿易增長”理論認為，一個以廉價勞動力成本為比較優(yōu)勢來刺激出口的國家，其出口數量越多所得收益反而會越少，越不利于其提高參與全球化競爭的能力。目前，我國企業(yè)在全球競爭中主要依賴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勞動者收入份額的持續(xù)下降并不利于我國企業(yè)在全球產業(yè)鏈分工中的升級。
總而言之，在當前階段，提升勞動收入份額不僅有利于總需求的擴張，還能減輕投資壓力，進而緩解地方債務問題和產能過剩問題，是擴內需、穩(wěn)增長、調結構的前提，是讓發(fā)展成果惠及全民并實現經濟又好又快增長的目的與手段的統(tǒng)一。
提高勞動收入份額的政策建議
穩(wěn)步提高我國勞動收入份額, 必須充分發(fā)揮政府和工會這兩大主體的監(jiān)督和引導作用。
第一，要嚴格執(zhí)行最低工資標準制度。要形成市場化的勞動力價格機制，需要作為監(jiān)管方的政府強制實施最低工資制度作為基礎。特別是在我國，勞動力市場還存在著巨大的市場分割，勞動力還不能充分自由流動，市場還不能有效的自發(fā)形成合理的勞動力價格決定機制。如果交由勞動力市場自發(fā)決定勞動力價格，那么，在資本占據優(yōu)勢地位的情況下，勞動力價格往往會趨向生存工資，企業(yè)的成本競爭只會導致企業(yè)拼人力成本、拼環(huán)境污染成本，從而損害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
第二，要建立正常工資增長機制。要合理的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就必須要讓勞動者享受到與勞動生產率相一致的勞動回報。從勞動報酬的絕對量來看，勞動報酬應該保持社會最低生活水平以上，這一生活水平應該能夠使得一個勞動者及其家庭維持不斷進步。為了使廣大勞動者能夠享受到經濟發(fā)展的成果，勞動者報酬的增長趨勢應該與GDP 增長大體一致。
第三，要提高勞動收入份額，必須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短期內憑借政府和工會的力量完全可以實現提高勞動收入份額的目標，但要使得勞動收入的提高有利于經濟發(fā)展，就必須要轉變經濟發(fā)展的方式，提高經濟效率。長期以來，我國勞動收入份額過低造成的內需不足，導致了我國經濟對政府主導投資的依賴，而經濟發(fā)展依賴于高積累、高投資的發(fā)展戰(zhàn)略，使得勞動力與資本的競爭中處于下風，又進一步限制了勞動收入份額的增長，導致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有限，從而更強化了經濟發(fā)展對投資的依賴。隨著這一增長模式產生的問題積累越來越多，以往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政府必須拋棄以往追求GDP的政績考核方式，從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轉向集約的經濟增長方式，使勞動收入份額與經濟增長走入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huán)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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