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普通法與衡平法的融合

　　英國普通法與衡平法的融合

　　【摘 要】英國是一個具有獨特法制傳統(tǒng)的國家。普通法(Common Law)與衡平法(Equity)是英國法最具特色的法律淵源。二者在分庭抗禮了數(shù)個世紀后，終于走向融合。文章將采用歷史分析的方法，簡述英國普通法與衡平法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淺析普通法與衡平法的融合。

　　【關鍵詞】英國;普通法;衡平法;融合

　　一、普通法歷史演進

　　1066年是英國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一年：居住在法國北部的諾曼人在威廉大公的率領下入侵英格蘭，建立了諾曼王朝(1066―1154)，開啟了英國封建社會的新時期。與此相應，建立統(tǒng)一的封建法律體系便成為題中應有之意。

　　“諾曼征服”后為統(tǒng)治占大多數(shù)的英國人，威廉一世(1066―1087)宣布“保留現(xiàn)有制度”，即盎格魯―撒克遜習慣法繼續(xù)有效。另一方面，威廉一世采取措施加強中央集權，在司法權方面：

　　一是將教會勢力逐出世俗法庭，規(guī)定教會只對涉及宗教事務的訴訟有管轄權;二是創(chuàng)建“御前會議”(Guria Regis，the King’s Council)，兼行咨詢、行政、立法、司法等多種職能，成為后來普通法院的母體。

　　隨后英國經(jīng)歷了三代國王的變更，此期間御前會議逐漸分離、派生出普通訴訟法庭(the Court of Commom Plea)、王座法庭(the Court of King’s Bench)及財稅法庭，又稱“棋盤法庭”(the Court of Exchequer)，這些法庭共同構成了普通法院的主體。

　　二、普通法的面臨的困境

　　13、14世紀英國資本主義興起，英國經(jīng)濟開始走上多元化道路，經(jīng)濟關系和社會關系劇烈變動――新的財產(chǎn)關系和人身關系不斷涌現(xiàn)，而以“穩(wěn)定保守”著稱的普通法卻不能適應新的經(jīng)濟關系與社會關系的迫切需要。因此，普通法的自身缺陷逐漸暴露，使其面臨的諸多困境。

　　第一，程序僵化，危及實體權利的救濟。普通法遵循“無令狀即無權利”(Where there is no writ there is no right)原則，即只有拿到令狀才能開始訴訟。

　　而1258年的《牛津條例》(Provision of Oxford)剝奪了國王簽署新令狀的權利，雖經(jīng)愛德華一世(1272―1307)的抗爭取回了部分簽發(fā)新令狀的權利，但效果是極其有限的。加之訴訟程序的繁瑣、過分遵循形式主義、訴訟費高昂等因素的限制，實體權利的救濟障礙重重。

　　第二，實體內(nèi)容陳舊滯后，不能適應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普通法隨著英國封建制度的發(fā)展而建立，主要調(diào)整封建社會的生產(chǎn)關系。而此時期的英國，資本主義興起，普通法陳舊滯后的內(nèi)容已不適應新的生產(chǎn)關系，甚至阻礙英國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

　　第三，救濟范圍有限、方式單一。損害賠償金是普通法的唯一救濟方式，且對于無法以金錢衡量的損失以及潛在損失則無能為力。對于“爆發(fā)式”涌現(xiàn)的新的財產(chǎn)關系與人身關系，這種單一的救濟方式已不能滿足民眾權利救濟的需求了。

　　三、衡平法的興起

　　普通法所面臨的三個困境反映出當時英國的法律狀況：時代在發(fā)展，法律卻止步不前。普通法自身存在缺陷且自己無法克服，只能借助外力來解決問題，因此，衡平法應運而生。

　　大法官審理案件時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不受普通法訴訟形式的限制，也不采用陪審團制，他們作為“國王良心的守護者”，運用羅馬法中的衡平原理――“公平、正義”原則獨立作出判決。該判決被稱為“Decree”，以區(qū)別于普通法的判決“Judgement”。“Decree”最初由大法官以國王的名義頒布，后來以法庭“the Court”的名義頒布，直至1473年，大法官首次以自己的名義頒布“Decree”，這標志著完全獨立的衡平法院(Court of Equity)就此產(chǎn)生。

　　大法官在審案過程中創(chuàng)制了一系列規(guī)則、程序，隨著衡平法院的不斷成熟，這些規(guī)則程序逐漸發(fā)展為較為系統(tǒng)、完整的法律體系。至此，衡平法成為了與普通法平行并存的法律體系。

　　四、普通法與衡平法的融合

　　自從衡平法產(chǎn)生后，兩個法律體系并存，兩種法院分別依據(jù)自己的規(guī)則程序審理案件。但由于二者的訴訟程序及救濟方式不同，實踐中常常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當事人既想得到金錢賠償又想獲得其他救濟，他便同時向兩個法院提出訴訟，兩個法院分別進行審理、判決與救濟。

　　這必然導致訴訟成本的增加，同時也增加了兩個法院判決相矛盾的幾率。鑒于此，英國在其轟轟烈里的法制改革中于1873年通過了《司法條例》(Judical Acts)，該條例在1875年生效，將兩個獨立的法院系統(tǒng)合并，設立了一個由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組成的最高法院，從而實現(xiàn)了普通法與衡平法的融合。

　　但事實上，這種融合僅僅是形式上的融合，普通法與衡平法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訴訟程序都被保存下來，二者區(qū)別仍然存在。正如勒內(nèi)・達維德所說，“普通法與衡平法的區(qū)別在今天的英國法中仍然是基本的。”

　　五、結語

　　筆者認為，普通法以“程序優(yōu)于實體”為基本原則，衡平法以羅馬法中的衡平原理――“公平、正義”原則為其基石，即更注重實體公正，二者在理論基礎及基本理念上存在差別;而且二者在各自數(shù)百年的發(fā)展進程中逐漸積累下來的觀念、制度、規(guī)則等，在實踐中早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即使二者融于同一條河流，它們的水也仍然是涇渭分明。因此，他們無法更深層次的融合，從而徹底成為一種全新的法律體系。

　　參考文獻

　　[1] 何勤華.外國法制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 冷霞.英國早起期衡平法概論――以大法官法院為中心[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3] 唐丹.英國普通法與衡平法之比較研究――以救濟方式為視角[D].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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