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散文特色

時間：2022-10-05 19:01:27 古代文學畢業(yè)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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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散文特色

　　孟子散文特色

孟子散文特色

　　摘要：孟子作為繼孔子之后的一位集大成式的儒家大師，其學說與文章都是在孔子開創(chuàng)性的基礎(chǔ)之上，又一次更深的發(fā)展與弘揚。

　　其著作《孟子》一書，作為先秦散文杰出代表之一，與同時代的其他儒家代表作和先秦諸子散文相比，都極具藝術(shù)特色。

　　僅就這一點講，它對當今乃至今后中國的文學藝術(shù)創(chuàng)作，同樣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和不容忽視的深遠影響。

　　關(guān)鍵詞：孟子散文特色

　　孟子是繼孔子之后最著名的儒家大師，是戰(zhàn)國中期的思想家、散文家。

　　他受業(yè)于孔子的孫子子思的門人，以繼承孔子之業(yè)，宣揚儒家道統(tǒng)為己任。

　　后世以他與孔子并稱“孔孟”。

　　孟子早年曾游學各國，其才學受到各國諸侯尊禮，但其學說終不見用。

　　原因是諸侯爭雄、戰(zhàn)爭激烈的戰(zhàn)國時代，諸侯崇尚“攻伐”，而孟子主張行“王道”，施“仁政”，與其相悖。

　　后來只好“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全書三萬五千多字，比較詳細地記錄了孟子游說各國諸侯時與諸侯王以及其他一些人論難各種問題的經(jīng)過和言論。

　　在思想內(nèi)容方面，它進一步發(fā)揚孔子“仁”的主張，提倡以人為本，施仁政，行王道。

　　在體裁形式等方面，它雖然沒有脫離語錄體，但無論在篇章結(jié)構(gòu)、言辭文采和整體風格上，都與《論語》有很大不同：孟子言詞激烈雄辯，《論語》則雍容迂徐;孟子散文詞采鋪張揚厲，《論語》則簡潔含蓄、辭約義豐;孟子散文在篇章上也明顯加長，且宛轉(zhuǎn)曲折，波瀾壯闊，《論語》則多三言兩語、格言式的論斷。

　　總之，孟子散文更富于文學色彩，更具有藝術(shù)魅力。

　　一、以仁義為本，施仁政，行王道

　　孟子散文的思想內(nèi)容是以仁義為本，主張施仁政，行王道。

　　并從性善論出發(fā)，要求統(tǒng)治者發(fā)揮人的善性，推恩愛民。

　　面對梁惠王曰“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把仁義作為頭等大事，作為施政之本，治國之基，興旺之源。

　　并具體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者愛人”，“省刑罰，薄賦斂”的綱領(lǐng)。

　　他明確指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把對受苦受難者的同情之心和對丑惡行徑的羞恥之心作為判斷是不是人的根本標準和“仁義”的開端。

　　他主張行王道，要給人民一個“仰足以養(yǎng)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的起碼生活條件。

　　并提出：“養(yǎng)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在他的思想中，表現(xiàn)了較強的民本思想。

　　他還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當然，這并不是說他把民看得比君還高貴，而是說他看到了君對民的依附關(guān)系。

　　所以他說：“得乎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而為諸侯。”意思是說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才能得天下，而取得天子的信任只不過當個諸侯罷了。

　　這些都體現(xiàn)了儒家的思想。

　　孟子思想雖屬儒家，他也自命是孔子學派的繼承人，但他的思想觀點卻比孔子激烈得多，性格也剛烈得多。

　　孔子面對諸侯的肆虐和其他學派的攻擊，只采取規(guī)勸和躲避態(tài)度，以致被道家譏為“辟人之士”，而孟子對于統(tǒng)治階級的橫征暴斂，肆意攻伐，對于“民之憔悴于虐政”的現(xiàn)實極為憤慨，給予無情的揭露和抨擊。

　　揭露他們“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的殘酷本質(zhì)。

　　斥責他們“爭地以戰(zhàn)，殺人盈野;爭城以戰(zhàn)，殺人盈城”的行為是“率土地而食人”，“罪不容于死”。

　　特別是在對待君的態(tài)度上，他們之間的差異更大。

　　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孟子則語含鋒芒：“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之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而對于那些暴虐之君，他甚至認為可以殺而無憾――“賊仁者，謂之賊; 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者謂之一夫。

　　聞?wù)D殺一夫紂矣，未聞殺君也。”他說誅殺紂這樣的毀仁毀義的暴君，只是殺了一個獨夫民賊，算不上殺什么國君，是正義之舉，無罪可言。

　　這種觀點不唯在諸子中少見，而與后世理學家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陳腐觀念相比，更富有民主色彩。

　　在孟子的許多言論中都表現(xiàn)了以仁義為根本為取舍的思想。

　　例如在他的名篇《告子上・魚我所欲也》中提出的“舍生取義”的論斷，就是以仁義為本，對于有關(guān)生死、節(jié)操問題展開論述的。

　　他始終以義與不義兩種生死觀作對比，贊揚了重義輕生、舍生取義的高貴品質(zhì)。

　　特別是篇末：

　　萬鐘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xiāng)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而為之;鄉(xiāng)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xiāng)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這里指出對于這些過去寧死不接受的東西，現(xiàn)在為了“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即為了滿足私欲而全接受了。

　　孟子對于這種見利忘義的不義之人進行了譴責，指出為求富貴而不義的行為是可恥的，是失去人之本心――羞惡之心的表現(xiàn)。

　　二、浩氣磅礴，論辯鋒利

　　孟子散文充滿“浩然之氣”，具有“好辯”的特點。

　　宋人蘇洵評孟子散文是“語約而意盡，不為讒刻斬絕之

　　言，而其鋒不可犯”。

　　意思是說孟子散文于平易中見鋒芒，具有不可當?shù)谋迫藲鈩荨?/p>

　　在孟子看來，論辯中之所以能折服對方，關(guān)鍵在于自身所持觀點的正義性。

　　他提出“知言養(yǎng)氣”說，知言，就是能辨別那些片面的、過分的、非正道和閃爍其詞的言辭，并理解其實質(zhì)，不被其所迷惑;養(yǎng)氣，是指人的道德修養(yǎng)功夫，他認為自己最擅長的是“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

　　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是說人要有一種正義凜然的精神狀態(tài)，這種正氣絕非偶然表現(xiàn)，它是長期堅持正義活動，道德修養(yǎng)達到一定程度的產(chǎn)物。

　　并且認為這種浩然正氣愈充沛，其言辭也就愈有力量，發(fā)表言論、寫作文章自然理直氣壯。

　　這實質(zhì)就是思想修養(yǎng)與語言表達、文章寫作的關(guān)系問題，也就是說，言辭、文章的優(yōu)劣，都是人們的思想認識和精神氣質(zhì)的體現(xiàn)。

　　孟子重視“養(yǎng)氣”，認為這種“浩然之氣”是論辯中克敵制勝的力量源泉。

　　因此，其散文篇篇浩氣磅礴，有不可阻擋之勢。

　　孟子的“好辯”，用他回答其弟子公都子的話說：

　　“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這確是實情。

　　孟子生活在諸侯爭雄、學派蜂起、百家爭鳴的戰(zhàn)國中期，為了宣傳自己的思想觀點和政治主張，必然要與不同思想、不同學派進行交鋒，展開辯論，因此其散文充滿論辯色彩和戰(zhàn)斗性。

　　如他的《有為神農(nóng)之言許行》章中旨在說明社會分工的必要，批評農(nóng)家學派認為人人都應(yīng)該從事衣食勞動的主張是“下喬木而入幽谷”，即屬于使社會倒退的行為，而文章對此先避而不談，卻先提出一連串的問題：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后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后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于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待終于迫使許行說出了“百工之事，故不可耕且為也”之后，才端出社會分工不可避免的主旨來，使對方無可辯駁。

　　在孟子散文中，這樣的論辯比比皆是。

　　三、善設(shè)機巧，欲擒故縱

　　文章的氣勢既是作家思想感情和精神氣質(zhì)的體現(xiàn)，同時也有表達技巧方面的問題。

　　孟子散文思潮如涌，一瀉千里，具有強烈的感染力，這與他構(gòu)思的嚴密以及語言和表達上的技巧是分不開的。

　　孟子散文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善設(shè)技巧，欲擒故縱，使對方在不知不覺中就范。

　　例如孟子第二次游齊國，勸說齊宣王放棄霸道而行王道的經(jīng)過。

　　他首先用以羊易牛的故事使對方承認有“不忍之心”，具有施仁政的條件，進而質(zhì)問齊宣王何以“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終于迫使齊王接受了對民實行“不忍之政”的王道主張。

　　論辯順理成章，合情合理，使對方不得不服。

　　孟子與齊宣王的另一段對話更為巧妙：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曰：“已之(撤他的職)!”曰：“四境之內(nèi)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這里孟子連用兩個比喻說明受人之托而不負責任，官吏失職是應(yīng)該受到指責的，對于這種自然之理，齊宣王易于接受，所以回答得干脆而肯定。

　　豈不知他已落入孟子所設(shè)的圈套，所以當孟子忽把矛頭指向他治國失職時，便只能“顧左右而言他”了。

　　這里把齊王對待別人錯誤那樣明辨是非、理直氣壯的口氣與他對待自己的失職行為的窘態(tài)形成鮮明對照，生動形象，引人入勝。

　　四、善用比喻等修辭，增強感染力

　　孟子論辯時不僅善于層層設(shè)伏，步步緊逼，使對方無從躲避，而且善用比喻把抽象復雜的道理闡發(fā)得深刻透辟，通俗明白。

　　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評論說，諸子散文極富形象化，“未嘗離事而言理”“深于比興”“深于取象”，意謂諸子在說理中能引物連類，運用形象手法闡明抽象道理。

　　諸子中孟子和莊子用譬最多，而二者在方法上又有所不同。

　　莊子用來設(shè)喻的本體多為怪誕之物，似喻非喻，似真非真，造成一種奇幻境界，使人心馳神往，極富浪漫主義色彩。

　　孟子則多從生活現(xiàn)實生活中取譬，通俗明曉，形象生動。

　　《孟子》一書二百六十一章，有九十三章共使用了一百五十九種譬喻，都起到極好的效果。

　　如他在批評齊宣王不施仁政是“不為，非不能也”時，齊宣王狡辯說“不為與不能之形，何以異?”對于這個問題，如果正面直接回答是很困難的，孟子則以“挾泰山以超北海”和“為長者折枝”為喻，將“不能”與“不為”的差別形象地擺在了對方的面前。

　　而且由于孟子在選擇喻體時進行夸張，使兩個比喻的反差很大，這就把“不能”與“不為”的差別表現(xiàn)得非常突出，從而增強了論辯的說服力和感染力。

　　趙岐《孟子章句・題解辭》中說：“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孟子散文中的譬喻可謂隨處可見，其喻義之精當令人嘆服。

　　他譴責當時統(tǒng)治者的施虐為“率獸而食人”，把百姓盼望賢君出現(xiàn)喻為“大旱之望云霓”，把那些違背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的行為喻為“揠苗助長”，把企圖以霸道得天下喻為“緣木求魚”等等。

　　這些貼切而精妙的比喻不僅使行文形象生動，以少勝多，而且由于寓意深刻，語近旨遠，往往能發(fā)人深思，受到啟迪。

　　此外，孟子散文中的嚴密推理和排偶、反復等修辭技巧，也是增強文章感染力的重要手段。

　　如孟子與梁惠王談及行王道的初步措施的一段話：

　　不違農(nóng)時，谷不可勝食也;數(shù)罟不入�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

　　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yǎng)生喪死無憾也。

　　養(yǎng)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這里采用的是連鎖推理的方法，先以“不違農(nóng)時”、“數(shù)罟不入�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為前提，推出“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的結(jié)論;然后又以此結(jié)論為前提，又推出“是使民養(yǎng)生喪死無憾”的新結(jié)論;再以新的結(jié)論為前提，推出“王道”已有了開端的更新的結(jié)論。

　　文章幾層意思環(huán)環(huán)相扣，新意迭出，具有勢如破竹、一瀉千里的氣概。

　　其中三組排偶句，使行文更顯嚴密而酣暢淋漓。

　　尤其文中談到施仁政的根本措施一段：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shù)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載于道路矣。

　　這里連用了均由三句構(gòu)成的四組排偶，由生產(chǎn)說到教育，從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方面，描繪出一幅小農(nóng)經(jīng)濟豐衣足食安居樂業(yè)的美好圖景，富有理想色彩，具有感人力量。

　　而且文義縝密，氣勢充沛，令人傾倒。

　　以上幾個方面，展現(xiàn)了孟子散文的特點，這些特點構(gòu)成了孟子散文的獨特風格。

　　《孟子》散文不僅是唐宋古文家學習的典范，而且對后世散文的發(fā)展起了積極作用，即在今天，孟子散文中所表現(xiàn)的磅礴氣勢和語言技巧，仍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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