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比較詩學的角度看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發(f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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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話文學取代文言文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大變革，對于這場變革，以往的研究多認為這是歐風美雨影響下的一種“突變”，割裂了中國書面語的傳統(tǒng)，甚至割裂了中國文學的傳統(tǒng)。本文借用俄國歷史比較文藝學中提出的歷史比較詩學理論，結合胡適的論述和中國白話文學的發(fā)展史來重新審視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發(fā)生，從而得出五四白話文運動是中國早已有之的白話文發(fā)展的“迎匯的潮流”與外來影響融合的結果的結論。
關鍵詞：白話文運動 歷史比較詩學 迎匯的潮流
用白話文學取代文言文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經(jīng)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提倡，白話文取代了行用幾千年的文言文成為中國的標準書面語言，可謂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項重大變革。有人認為這是一項翻天覆地的“突變”，認為白話文的提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求新求變的精神的體現(xiàn)，割裂了中國書面語的傳統(tǒng)，進而割裂了傳承幾千年的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造成了中國現(xiàn)代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的斷層。也有人認為白話文運動是歐風美雨影響下的產物，實用主義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等都是胡適等人提倡白話文的理論根據(jù)，而歐洲各國以本國語言取代拉丁語的國語運動更是直接啟發(fā)了當時的留美學生提倡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運動。而作為這次運動的干將的胡適則認為這次運動的發(fā)生是他們偶然在國外發(fā)起的，胡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的導言中曾寫到：“我在《逼上梁山》一篇自述里，很忠實的記載了這個文學革命運動怎樣偶然在國外發(fā)難的歷史。”[1]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適自述了從清華留美學生監(jiān)督處一位書記的傳單，到留美學生的暑期討論、書信往來，到凱約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偶然引出白話詩等種種偶然因素怎樣湊在一起把他逼上梁山，逼出了一場白話文運動。胡適在文中談到他們在國外的討論時說：“‘文學革命’的口號就是那個夏天我們亂談出來的。”[2]在結尾他又說：“此后文學革命的運動就從美國幾個留學生的課余討論，變成國內文人學者的討論了。”[3]似乎白話文運動完全是幾個干將在沐浴了歐風美雨之后在國外偶然醞釀出來的，是外力作用的結果。其實，這種種看法都失之片面，都沒有把白話文運動的發(fā)生置于歷史文化的背景下來考察，本文力圖借助于歷史比較詩學的觀點來看待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發(fā)生。
根據(jù)歷史比較詩學的觀點，任何影響的發(fā)生都不是偶然的，也不單是機械的外力推動的結果。俄國歷史比較文藝學的奠基人亞·尼·維謝洛夫斯基(1838—1906)早在上個世紀就提出了著名的“迎匯的潮流”的概念。維謝洛夫斯基指出, 對別國文學影響的“借用要求于接受者一方的不是空地, 而是迎匯的潮流, 是相似的思想方向和相近的幻想形式”。“迎匯的潮流”的理論依據(jù)是, 在相似的社會歷史條件下, 意識形態(tài)的各種相同形式得以發(fā)展的必然性。而影響的實現(xiàn)總是接受者對于借用因素進行創(chuàng)造性改造, 通過具有獨特創(chuàng)造個性的作家的運用而接受過來, 融匯到自己民族文學的傳統(tǒng)中。[4]而維謝洛夫斯基的后繼者日爾蒙斯基則認為“民族間文學影響得以實現(xiàn)的基礎是該社會、該文學中存在有‘輸入’這種影響的內在需要, 其自身中存在著多少已在形成的類似的發(fā)展趨向。因此, 影響的產生不是偶然的, 不是單純來自外部的機械性推動力的結果, 而是有規(guī)律性的, 是受社會制約的。這一制約性取決于前一時期民族、社會、文學發(fā)展的內在規(guī)律。”[5]如果我們拋開胡適自己的一面之詞，從歷史文化的角度進行考察，再細讀胡適的自述，我們會發(fā)現(xiàn)，白話文運動的發(fā)生正是中國國內自唐至晚清以來一線相承的“迎匯的潮流”與打開國門之后外國文化的啟發(fā)交互作用的結果，而胡適等干將只不過順應了這一潮流，擔當了“具有獨特創(chuàng)造個性的作家”的歷史工作。
首先，中國文言文背馳已經(jīng)有悠久的歷史，白話文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之前也已有悠久的歷史，產生了許多白話文學作品，例如從佛經(jīng)輸入中國開始，翻譯佛經(jīng)的人認為有的地方文言文不足以傳達佛經(jīng)的意思，所以用淺近的語言來翻譯，體例已接近白話。后來佛門中的講義語錄更是多用白話，開創(chuàng)了白話語錄體。到宋朝人講學也采用白話為語錄，語錄體遂成為了講學所用的正體，而且，這個時候，白話已久入韻文，從唐宋人的白話詩詞中就可以看出。到了元代，中國在異族統(tǒng)治之下的三百年間，產生了一種通俗行遠之文學，產生了白話文寫的小說《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等，白話戲曲則尤不可勝記，關漢卿、馬致遠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這一時期的中國文學最接近言文合一，已出現(xiàn)了白話文幾乎成為文學的語言的趨勢。只是這一趨勢進入明朝后被阻遏了，但在民間卻一直沒有消失，而是一線相承，不絕如縷，清朝的《紅樓夢》便是白話文學的典范高峰之作�？梢�，中國自唐以來就有一線相承的白話文學發(fā)展的趨勢，有“迎匯的潮流”，白話文在中國的提倡并不是“一塊空地”，而是“我們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作品，禪門語錄，白話詩調曲子，白話小說。若不靠這一千多年的白話文學作品把白話寫定了，白話文學的提倡必定和提倡拼音文字一樣的困難，決不能幾年之內風行全國”[6]。正因為白話文的提倡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已經(jīng)有了一千多年以來形成的“迎匯的潮流”，才能一經(jīng)提倡就風行全國，而拼音文字的提倡正因為是“一片空地”，沒有歷史文化的相承性，沒有“迎匯的潮流”，因此終未能提倡成功。
同時，中國白話文的發(fā)展和歐洲的國語運動以本國俚俗語言取代拉丁語為書面語有著相似的思想方式和類似的發(fā)展趨勢，連胡適也感嘆說若不是白話文發(fā)展的趨勢為明朝所阻，“而但丁路得之偉業(yè)，……幾發(fā)生于神州。”[7]并在解釋歐洲的國語運動時類比中國的白話文發(fā)展趨勢。正是內在的這種相似的發(fā)展趨勢，決定了國門打開后，有輸入外國的國語運動的影響的需要，胡適等先進知識分子才能夠受歐洲的國語運動的影響啟發(fā)而在中國倡導中國的“國語運動”。正如胡適在談到白話能夠得以推行時所言：“第三是我們的海禁開了，和世界文化接觸了，有了參考比較的資料，尤其是歐洲近代國家的國語文學次第產生的歷史，使我們明了我們自己的國語文學的歷史，使我們放膽主張我們自己的文學革命。”[8]如果沒有中國自己的這股“迎匯的潮流”，即使當時的先進知識分子了解了歐洲的國語運動，也有可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因為“只有在意識之中，在精神的內在要求中有信號發(fā)出的東西，才能被掌握吸收”[9]。正是基于中國白話文已有的發(fā)展趨勢，胡適在文章中多次強調提倡白話文的“文學革命”是中國歷史文化循序漸進發(fā)展的自然趨勢，如其在《逼上梁山》中曾寫到：“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跡。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自其循序漸進之跡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10]也就是說，胡適認為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為書面語言是中國歷史文化循序漸進發(fā)展的結果。但正如維謝洛夫斯基的言：“在不超越循序漸進的各個階段的情況下，有機的演變會實現(xiàn)得比較緩慢，而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這種超越階段的情況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11]關于外力的影響和中國白話的自然演進之間的關系，胡適曾寫到：“我們特別指出白話文學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自然趨勢’，這是歷史的事實，同時我們也曾特別指出：單靠‘自然趨勢’是不夠打倒死文學的權威的，必須還有一種自覺的，有意的主張，方才能夠做到文學革命的效果，歐洲近代國語文學的起來，都有這種自覺的主張，所以收效最快。”[12]可見，胡適等提倡者正是順應了中國自古以來白話文發(fā)展的趨勢，同時又借鑒了歐洲國語運動的歷史，認識到單靠白話文自然演進的趨勢與文言文抗衡收效太慢，從而擔當起了自覺有意地提倡白話文的歷史使命，通過他們這些有獨特創(chuàng)造個性作家的實踐，借用的外來影響的因素與中國已有的民族文學的白話文的“迎匯的潮流”相融合，促成了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勝利。
注釋：
[1][6][7][8][12]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見胡適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5頁，第15-16頁，第43頁，第16頁，第20頁。
[2][3][10]胡適：《逼上梁山》，見胡適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6頁，第27頁，第11頁。
[4][5]轉引自吳澤霖：《俄蘇歷史比較文藝學的特征》，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
[9][11][俄]維謝洛夫斯基著，劉寧譯：《歷史詩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頁，第43頁。
參考文獻：
[1]胡適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M].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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