弒摩西者”:異端重釋的傳承

　　內(nèi)容摘要:蘇珊·漢德爾曼在其兩部猶太教研究代表性著作中梳理了猶太教書寫觀,在她看來,書寫與《托拉》在猶太教中具有神圣的地位,這與猶太教信仰一種“不在場”的、或者“隱退”的、只體現(xiàn)為痕跡的上帝有關(guān)。同時,她認為猶太教長久以來都在因循一種異端的闡釋模式,即以移置、重寫的方式對待傳統(tǒng)。但是,也正是對這種“異端”思想的不斷吸收,才使得傳統(tǒng)得以在更新中傳承。在漢德爾曼看來,弗洛伊德和德里達等人的當代理論其實同樣遵循著這一思路,因此他們也被喻為“弒摩西者”。

　　關(guān)鍵詞:漢德爾曼　書寫　《托拉》　“弒摩西者”　異端

　　書寫(Writing),這個在后結(jié)構(gòu)主義理論語境中尤為重要的關(guān)鍵詞,為何會在猶太教的信仰和思想中有著如此重要的地位?歷盡滄桑的猶太教思想和上世紀60年代肇始的理論革命之間,是否存在著某些聯(lián)系?如果存在聯(lián)系,其意義何在?這些正是當代美國女學(xué)者蘇珊·漢德爾曼(susan Handelman)一直在探究的問題。近年來,她在經(jīng)典猶太教思想與后現(xiàn)代理論關(guān)聯(lián)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經(jīng)在西方學(xué)術(shù)界產(chǎn)生了相當?shù)挠绊�。因�?為了理解上述問題,我們也許可以從她的理論研究中獲得一些答案或啟示。

　　漢德爾曼在猶太教經(jīng)典與后現(xiàn)代理論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見之于兩部代表性著作:《弒摩西者:拉比闡釋在現(xiàn)代文學(xué)理論中的體現(xiàn)》(The Slayers of Moses:the Emergence of Rab-binic Interpretation in Modem Literary Theory,1982)和《救贖的碎片:本雅明、肖勒姆和列維納斯的猶太思想與文學(xué)理論》(Fragments of Redemption:Jewish Thought and Literary Theory inBenjamin,Scholem,and Levinas,1991)。在這兩部著作中,她對猶太教書寫觀念以及與之密切相關(guān)的拉比闡釋學(xué)傳統(tǒng),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概括和論述,并進而提出,猶太教長久以來都因循一種近乎異端的闡釋模式,以重寫、移置的方式對待傳統(tǒng)。但是,也正是對這些“反叛”思想的不斷吸收,才使這一偉大傳統(tǒng)始終處于一種不斷更新的傳承過程中。同時,她還認為,當代思想家弗洛伊德、德里達等人的理論也遵循著相同的思路,他們也因此被喻為“弒摩西者”(Slayers of Moses)。

　　無獨有偶,當代神學(xué)家大衛(wèi)·特雷西也認為,德里達和羅蘭·巴特的理論實踐可以被視為是對猶太教書寫理論的一種再思考。這樣,“書寫”理論也許并不是1967年后的全新理論獨創(chuàng),而在與猶太教書寫理論的關(guān)聯(lián)中重新審視它,也就成為了一種必要的理論探討。在很大程度上,漢德爾曼相關(guān)研究的意義就在于此。

　　基督教源出于猶太教,然而兩者關(guān)于書寫的觀念卻迥然有異,而漢德爾曼對猶太教書寫觀念及闡釋體系的界定,也正是以明確與之對立的希臘一基督教傳統(tǒng)的書寫觀念作為開始的。她在《弒摩西者》中提出,在邏各斯哲學(xué)對不可見、不可感知世界的熱望背后,隱藏的其實是希臘人對“注視”的推崇,一種去見不可見之理念的沖動,即使見到的不過是“太陽的影子”。所以,當承繼了“邏各斯一道”觀念的保羅(Paul)在一個希臘化世界中闡發(fā)基督教神性時,便不可避免地使上帝成為一種物質(zhì)性形象——“道成肉身”的耶穌,作為實質(zhì)性存在和純粹在場,他成為唯一也是最終的參照,書寫文字也就失去了效用(Handelman,Slayers ofMoses 17,84-100)。

　　然而,基督教畢竟還是需要有一部用文字書寫的《新約》來與猶太教相區(qū)別,并以此闡發(fā)教義。因此,保羅便試圖向異教世界說明:在圣經(jīng)物質(zhì)性的文字背后,其實隱藏著可以為希臘人所接受并追求的精神性真理,文字是暫時性的,而精神性的閱讀和解釋卻能還恰切之意于文本,正所謂“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哥林多后書》3:6)。在漢德爾曼看來,保羅對文字和精神的區(qū)分,奧利金(Origen)的“字面義”和“內(nèi)在義”之分,以及奧古斯丁(Augustine)的符號理論,都試圖在顯義和隱義之間設(shè)置一種截然相對的關(guān)系,并將文字視為指向精神的符號和工具。而且,在奧古斯丁以降的大多數(shù)基督教理論家看來,符號和事物間若是出現(xiàn)任何形式的混淆,就是一種偶像崇拜;文字不可能表達真理和人天性間的完美相似性,只有道成肉身的耶穌才能成為跨越兩者間鴻溝的橋梁(Handelman,Slayers of Moses86,99-120)。于是,盡管被稱為“圣書的子民”,書寫《圣經(jīng)》在基督教中也只是圣言的記錄和見證,本身并不具絕對中心地位。在漢德爾曼看來,由保羅開啟的這種希臘化的基督教書寫觀念,長期占據(jù)著西方思想的主導(dǎo)地位,即使歷經(jīng)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甚至現(xiàn)象學(xué)的時代,仍被潛移默化地傳承和不曾間斷地接受下來(Handelman,Fragments of Redemption 98)。

　　漢德爾曼指出,與希臘人對“注視”的現(xiàn)象性追求和基督教對“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的“觀看”不同,希伯來的上帝雖不可見,但他卻言說,不可見的啟示也因此可以通過“傾聽”來感知(Handelman,Slayers of Moses 17)。然而上帝的啟示如何才能被傾聽到?這啟示是直接的還是需要中介的?作為漢德爾曼重要理論資源的肖勒姆(Gershom Scholem)這樣認為,希伯來語是原初的神圣語言,因而希伯來字母本身就是神圣力量的載體或濃縮,其各種組合和重組便是造物的規(guī)則;文字由此獲得了與它所傳達圣言問的奇妙聯(lián)系,而不再僅僅是種工具,人與上帝之間的交互性關(guān)系就在其中得以實現(xiàn),書寫及文本也因此獲得一種神圣的.地位(Handelman,Fragments of Redemption 84)。

　　與基督教思想中文字與本質(zhì)、顯義與隱義的二元對立不同,在猶太思想里并不存在文字與本質(zhì)內(nèi)涵間的根本差異,猶太人之所以謹守文字符號,是因為他們認為本質(zhì)與文字符號密不可分(Handelman,Slayers D,Moses 89)。他們并未如奧古斯丁指責的那樣,將符號當成本質(zhì),并就此淪為偶像崇拜;相反,在猶太人看來,若是抹殺文字的作用,將它與所表現(xiàn)的本質(zhì)割裂開,并最終推出一個具象的上帝,這才是一種偶像崇拜。更重要的是,與基督教上帝的存在和神性是通過基督呈現(xiàn)不同,猶太教上帝的存在和神性是被銘寫于文本之中的。正如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說,上帝與猶太人的親近關(guān)系,并不體現(xiàn)為“與道成肉身之上帝的情感交流,而是一種通過《托拉》(Torah)為中介的精神聯(lián)系,它是一種對話,而不是具象為一個活在我們中間的上帝”,所以,只有“熱愛《托拉》更甚于上帝,才可以防止直接與上帝接觸這種瘋狂的念頭”(Levinas,“To Love the Torah More than God”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