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民事訴訟中當事人陳述的研究分析論文
一、“當事人陳述”位列變化的理論基礎
我國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將當事人陳述作為證據(jù)序列第一位次，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
(一)訴訟觀的轉變
洛克曾說過，沒有義務的地方，就沒有權利。德國哲學家馬克思說道：“既然掠奪給少數(shù)人造成了天然的權利，那么多數(shù)人就只得積聚足夠的力量，來取得奪回他們被奪去的一切的天然權利�！边@種為權利而斗爭的自由主義思想濫觴于人文主義思潮， 這種觀念不僅使人們的思想發(fā)生了重要改變， 也對訴訟制度的模式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是訴訟的提起者、支配著，而法官作為中立一方，只能通過旁觀方式了解案情及雙方陳述。此時，當事人的陳述不能作為證據(jù)， 只能被認為是其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進行的自衛(wèi)手段， 亦或是成為對方當事人及法官尋找案情突破口的牽引線�！白杂芍髁x”訴訟觀雖然重視私權，維護了平等原則，但這種“自由主義”思想已經(jīng)與當今社會的發(fā)展錯位。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當事人自由主義逐步開始受到限制， 民事訴訟的目的也開始轉向社會層面。在納稅人的強烈呼聲下，司法系統(tǒng)的運作必須有利于全社會，有利于群眾，即使是個人的起訴，也使得司法裁判的本身被賦予“社會性”。此時，當事人的陳述作為庭審中重要的一環(huán)對查明事實有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通過這項證據(jù)，能夠縮短訴訟周期，提升訴訟效率，為全社會節(jié)約重要的司法資源�！半S著程序理念的變化，追求‘實質性公平正義’逐漸取代了‘司法競技理論’而成為司法裁判之基本理念。訴訟主體在程序中不得無限制運用程序權利和訴訟技巧，而要考慮他人和社會公益。”這種理念的更新不僅影響到民事訴訟的目的， 也影響到了當事人陳述能否作為證據(jù)使用這一證據(jù)制度的變化。
(二)從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工具理性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中產(chǎn)生不可磨滅的作用，但其精于算計，過于追求工具價值，從而忽略了實質價值。民事訴訟程序作為規(guī)制雙方當事人并為其提供平等參與、便利訴訟、自由辯論等形式的平臺，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其制度價值。但是整個訴訟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是查清事實真相，此時，需要當事人雙方的言語作為媒介，這個過程就應該符合“理想言語環(huán)境”(die ideal sprechsituation)。哈馬貝斯認為，交往理性是一種對話性的理性， 其以主體間平等對話為基礎，并于韋伯式工具理性相對應。而當事人的陳述， 正是在法庭庭審過程中進行的互相交流、互相理解，彼此信任、達成共識。雖然不同于調解或和解，但是通過交往互動，能夠產(chǎn)生實質性的了解， 對于案情和真相也能起到引出作用。因此， 將提升當事人陳述所在證據(jù)之位次具有重要意義。
二、比較法視野下的當事人陳述
(一)英美法系
在英美法系中， 當事人的陳述并不能作為一類證據(jù)，但其陳述仍然具有重要的證據(jù)作用。當事人可以被傳喚作為證人， 當其為證人時所做出的陳述才為當事人的陳述。英國1851 年《證據(jù)法》和1869 年《證據(jù)再修正法》中明確規(guī)定：如若當事人自愿，他可以要求自己作為證人; 同時也可以要求對方作為證人對此案件提供真相。在當事人作為證人作證之前，都需要對憲法或者對圣經(jīng)進行宣誓， 如其所作陳述為虛假陳述，法院有權處罰當事人。
(二)大陸法系
在大陸法系的國家中， 當事人的陳述具備著兩種不同的功能。其一，為事實主張。當事人向法院提出訴訟請求， 作為訴訟的主體其有義務向法院闡明事實依據(jù)。這項功能能夠充分表達當事人的訴訟主張，為法院查明案情提供了幫助。在德日民法中，也稱為“當事人聽取”制度�！兜聡袷略V訟法》第139條規(guī)定：“審判長應當使當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情作充分的說明。并且提出有利申請，特別是在所提事實不夠時要加以補充，還要表明證據(jù)方法。”這種制度能讓法院與當事人本人和訴訟代理人有直接接觸，充分進行有效的溝通。其二，因為當事人歷經(jīng)案件經(jīng)過，其陳述能夠作為證據(jù)供法院參考。作為證明手段，此功能有利于證據(jù)鏈條的完整和待證事實的清晰。因為當事人本人和律師或了解案情的法官之間不僅是量的差別，而且是質的不同。在大陸法系中， 這項功能被概括為“當事人詢問制度”。此次制度起源于英國衡平法，后來由奧地利最先引用。1933 年的《德國民事訴訟法》吸收了奧地利的做法， 用了十一個條文對該項制度進行了詳細規(guī)定。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207 條也規(guī)定，“法院依申請或者依職權可以詢問當事人本人，此情況下，當事人應進行宣誓”。
三、當事人陳述的功能
當事人的陳述一直在我國民事訴訟法的法定證據(jù)種類中，其作為證據(jù)具有以下功能：
(一)當事人的陳述能夠彌補案情的缺失
在德日的民事訴訟法中， 當事人陳述被稱為為“當事人聽取”制度，目的在于通過當事人陳述而明確當事人的主張。如德國民事訴訟法第139 條規(guī)定道：“審判長應該使當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實問題作出充分說明， 在必要時候審判長應該與當事人共同從事實和法律兩個方面對事實關系、法律關系進行闡明， 并且提出發(fā)問”。在當事人陳述的.過程中，法官、訴訟代理人、對方當事人可以通過其陳述了解基本案情，也能夠從其言語中掌握重點。雙方當事人對案件的看法和分析， 以及對該訴求分析的角度都能夠使得法院進一步介入案件，有利于還原真實案情。同時， 在法庭上法官與當事人之間交流和溝通過程中，法官可以通過與各方講明法律問題和法律規(guī)定，使當事人雙方能夠明晰法律， 從而選擇對維護自身利益最大程度的保護; 這種雙向交流也進一步保障了民事訴訟法的平等原則， 為當事人提供了開口說話的平臺，提高法院結案率、和解率，間接防止纏訪鬧訪等事件發(fā)生。
(二)當事人陳述能激發(fā)經(jīng)驗法則的檢驗功能
“打官司就是打證據(jù)”、“證據(jù)需要看得見摸得著” 這種傳統(tǒng)的訴訟觀念中將外在證據(jù)作為判斷當事人主張真?zhèn)蔚奈ㄒ煌緩剑P者認為，當事人陳述這類證據(jù)能夠自證其主張事實的真?zhèn)巍Ｒ驗橐粋�人從其語言表達出的信息越是概括、越是模糊，供經(jīng)驗法則辨別其真?zhèn)蔚男畔⒕驮缴?反之，若其能夠完整敘述細節(jié)、環(huán)節(jié)及其銜接，其言語中表達的內(nèi)容就更為豐富，判斷者能利用的信息就越多，作出正確性結論的可能性也更大。因此，當法官在法庭上對于當事人主張的事實和陳述內(nèi)容進行詢問時， 可以在正常詢問過程中進行“問題突襲”，當事人反應越快，其信息準確度就越高，反之則虛假程度越高。尤其是在詢問中出現(xiàn)自相矛盾時，法官可以運用“經(jīng)驗法則”初步判斷。此時，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權，根據(jù)當事人陳述的真假直接或結合相應證據(jù)間接的認定當事人主張事實為虛假事實。
四、當事人陳述的再定位
根據(jù)不同國家的立法經(jīng)驗和我國民事訴訟的立法傳統(tǒng)，對當事人的陳述進行再定位：第一，完善當事人陳述的程序規(guī)制。當下，我國民事訴訟法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對此項證據(jù)運作的過程都不夠關注。所以必須通過立法解釋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進一步完善當事人陳述程序， 使得其具備一項民事制度所應有的基本程序， 這樣才能發(fā)揮其制度剛性價值。第二，對當事人陳述進行類別區(qū)分。區(qū)分一般意義上的陳述和作為證據(jù)使用的陳述。對于將其作為證據(jù)使用的陳述，應該將當事人置于證人的角度，在詢問時應采取和詢問證人一樣的程序， 允許雙方相互對質。同時，根據(jù)當事人陳述的兩種不同功能，分別建立當事人本人意見制度和當事人本人證言制度。結語通過對“當事人陳述”這一證據(jù)種類分析，可以得出立法者在民事訴訟修改時對于證據(jù)種類位置的排列絕非無疑調整，而是“有意為之”。雖然立法者未對修正原因進行闡釋， 但也一定是出于某種考量。這一調整，正是為了改變我國當下對證據(jù)認定存在的問題，也是為了追求實質正義之所在。待證事實若確實難以查明， 必須通過當事人陳述這一證據(jù)進行，不僅能夠減少法院勞力和時間成本，也能大大提升訴訟效率， 減少當事人對案件的資金投入，增強司法公正，為人們提供一個良好、有序解決爭議的司法環(huán)境。將“當事人陳述”作為一項證據(jù)制度，正是體現(xiàn)了“以人為本”這一現(xiàn)代民事訴訟法理念，切實挖掘案件真相，貫徹訴權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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