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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唐詩研究應加強民族與詩歌關系研究
提要：唐代多民族間和平與戰(zhàn)爭互相接觸之頻繁，甚于以前諸朝，民族關系深刻地影響著唐代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而對唐詩產生巨大影響。它給唐詩提供了豐富的題材內容;同時，對于作家而言，基于民族因素深入而強大的影響力，既給他們以精神力量，引發(fā)他們創(chuàng)作的激情與沖動，在另一些時候，又成為他們內在的精神創(chuàng)傷，是他們感激或怨懟、自豪或焦慮、自信或自卑的重要根源。唐詩與民族關系問題，至今仍較少有人涉及。我們期待著此一問題研究全面深入展開。
關鍵詞：唐代 民族 詩歌 關系
唐代詩歌研究一直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顯學，20世紀尤其是其80年代以來，在許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但對唐詩與民族關系的研究卻非常滯后。針對這種情況，已故學者程千帆曾說：“唐代文學是一座很大的富礦，到現在還有很多領域沒有開發(fā)�！愐‰m提出唐代內亂與外患的連環(huán)性，這個題目在文學上的表現就很少有人涉及過�！倌曛�，漢族與外族的矛盾和互相吸收，可鉆研的地方似乎不少�！绻麑懗梢徊繉Ｖ�，還是有很多話可說的�！蔽畲褡迮c文學之間的關系，確為意義重大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下編云：“李唐一代為吾國與外族接觸繁多，而甚有光榮之時期……其與外族和平及戰(zhàn)爭互相接觸之頻繁，尤甚于以前諸朝。故其所受外族影響之深且鉅，自不待言�！蓖庾鍖τ谔拼鐣䴕v史諸方面的影響，是深入的、全方位的。其中民族與文學與詩歌的關系，學者們雖也曾注意到，但大力進行研究者很少。如梁啟超說：唐代“放射異彩”的詩歌“是經過一番民族化合以后，到唐朝才會發(fā)生。那時的音樂和美術都很受民族化合的影響，文學自然也逃不出這個公例�！甭勔欢嗾f：南朝的文學傳統(tǒng)是“衰老的、貧血的……只有北方那些新興民族的熱與力才能夠拯救他�！眱晌淮蠹译m然如是說，卻沒有進一步展開。另外，一些學者在李白的出生地、種族及其所接受的文化傳統(tǒng)問題、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唐代的外來文明等問題上，從文化與民族關系方面大量引述唐代詩人的作品做了種種分析，但只限于少數專題。上世紀后半期，關于邊塞詩的討論，關于唐前期文明的“華化主導傾向”，杜甫、韓愈反對以胡化為本質的藩鎮(zhèn)割據，復興儒學、反對佛教的思想文化意義的論述，以及史學界關于草原文化的討論，都很有學術價值，但也還不是關于唐詩與民族關系的正面的整體性的研究。
可見大范圍地就唐代民族的問題與詩歌之間關系進行深入探討，到目前仍然缺乏，更談不上如程千帆所說，作“徹底的清理”。
事實上，唐詩本身即是多民族融合的產物，唐代復雜而多樣的民族關系深刻地影響了唐詩的面貌，唐詩中大量的民族題材的詩歌，是唐詩中璀璨奪目的亮點，是唐詩博大豐富的重要表現。
唐代的民族關系深刻地影響著唐代社會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影響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而由此對唐詩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可以從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看：
(一)就積極方面而言，唐代的民族混合、民族交往、民族碰撞，對唐人精神與文化的振興，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就歷史看，唐人與兩漢時期中原的漢人不同。兩漢時期的黃河、長江中下游居民是比較單純的中原地區(qū)血統(tǒng)，而唐人則是在魏晉南北朝至隋唐幾百年胡化與華化的過程中形成的新型民族，唐人從皇室到一般士人，各階層人士中，大量存在的血統(tǒng)混雜現象，幾乎已經無法從血統(tǒng)上區(qū)分族種。胡三省在《資治通鑒》注里說：“自隋以后，名稱揚于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唐詩就是這個新型民族的精神之花，體現著這個新型民族的嶄新的精神面貌，是這個新型民族的價值觀、世界觀、道德觀的反映。 就現實看，唐代是一個開放的時代，與周邊民族的往來非常頻繁，更有不少外來民族的人居住在內地，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大城市都是各民族雜居的城市，長安更被稱為“世界性的大城市”。世界各地的商人、藝人、宗教人員、歸順或戰(zhàn)敗被俘虜而來各族酋豪及其屬眾、來往不絕的外交人員和留學生、歸途阻絕滯留下來的西域各類人眾、整體內遷的部落等等，使長安等唐代城市成為有史以來真正的國際性大都市。外來的民族人口及其文化，在各個層次以各種方式與漢民族發(fā)生相互的生活影響。唐代的文學，從文學觀念到作品的具體形態(tài)及內容，作家的思想、生活、性情等，亦無不滲透著各民族文化的因子，并受到其深刻而隱微的影響。
唐朝軍隊中少數民族武裝部落和少數民族出身的將士人數很多，在外戰(zhàn)與內戰(zhàn)中均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這些將士，雖然出身少數民族或有少數民族血統(tǒng)，但他們往往自認為華夏人士，對朝廷忠心耿耿，戰(zhàn)功赫赫，為維護國家、民族利益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的行為與業(yè)績也受到包括詩人在內的各類人士的肯定與歌頌。對他們的歌頌在唐詩中屢見不鮮，是唐詩的內容之一。
唐詩就是唐代多民族混居、交往的社會生活的反映，是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互相融合、碰撞的結果。陳寅恪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chuàng)空前之世局。”唐詩中表現出來的樂觀向上，積極進取，開放自信等等精神風貌，與民族的融合關系極大。
(二)就消極的和一些更為復雜的方面說，唐代又是對外戰(zhàn)爭頻繁民族沖突激烈的的朝代。外患影響內政，顯得特別明顯。
唐代有漫長的邊防線和沉重的邊防壓力。它的鄰邦中如突厥、契丹、吐蕃、南詔以及高麗都相當強大并且有良好的組織水準。為了防御這些好戰(zhàn)的鄰邦，也為了維護自身延伸到遙遠的荒服區(qū)域的利益，唐朝政府幾乎是被迫地建立了永久性的、規(guī)模巨大的防御體系。這種防御體系在承擔對外防御的正面作用的同時，對內政也產生了幾乎致命的危害。首先當然是巨大的防務經費，導致沉重的經濟負擔。其次，由于中央政府財政吃緊，以致不少邊境藩鎮(zhèn)主要由地方供養(yǎng)(比如安祿山的范陽)，從而使其有了相當的獨立性，不僅對中央產生了巨大的離心力，而且養(yǎng)成了他們的獨立能力，構成了巨大的軍事隱患。
唐代外患之影響內政，典型而又明顯的就有以下幾點：
(1)首先，安祿山的坐大與失控是邊患的結果。
在“關中本位”政策之下，為確保關隴安全及開拓西北疆土，打通、保持西域通道的暢通，唐政府對西北采取積極的防務政策，用兵頻繁;而在東北，則不得已而采取消極防務政策，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書中，深刻地闡述了唐代“外族盛衰之連環(huán)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系”，其中特別提到了西北與東北的連環(huán)關系――吐蕃盛而高麗安。為了集中力量對付西北，唐玄宗迫切需要一個能夠安定東北的人物，而安祿山被認為是最佳人選。
(2)唐代的防御體系有以下幾個特點：①
規(guī)模大，中央財政負擔大，而中央對之掌控力度弱。②軍人為應付長期的戰(zhàn)爭，不得不長期服役，府兵制被破壞。③將領權力日益增大，獨立性越來越強。④文職軍官日益讓位于行伍出身的職業(yè)軍官，并且很多非漢人。非漢人而又沒有受過文化熏陶的赳赳武夫，既無民族意識，又無文化約束，往往唯利是求，稍不如意，即不免鋌而走險，走上反叛之路。⑤大量軍隊集中在邊境導致內地空虛，無法制衡邊境。邊境軍隊又過度集中在某些藩鎮(zhèn)，如范陽、隴右、河西、朔方、河東等，極易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安祿山的最后反叛，正是憑借他掌控的強大的軍事、經濟力量以及他實際控制區(qū)里文化上對中央的離心力。
(3)“安史之亂”被稱為是“在國內進行的邊患”。陳寅恪早就指出，在8世紀初河北發(fā)生的“胡化”問題，甚至導致朝廷必須用安祿山這樣的“羯胡”來安撫和控制這一地區(qū)。同樣，正是由于嚴重的胡化導致的文化心理上的離心力，才使得這一地區(qū)不僅成為安祿山的根據地，而且即使在安史之亂之后，仍然與中央政府保持著對抗的關系。德宗建中年間，朱德宗在長安稱帝，引發(fā)中原大亂，則是西北邊患和河北藩鎮(zhèn)問題相紐結的結果。河北藩鎮(zhèn)問題是中唐以后唐政治最大的危機，并最終導致唐朝的覆亡。
(4)同樣，在西北、西南邊疆，唐王朝與回鶻、吐蕃、南詔的關系，也由外到內產生了一系列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初盛唐駱賓王、高適、岑參等從軍西北的著名詩篇，以后杜甫等反映代宗時吐蕃進犯長安的詩篇，晚唐文人以及敦煌歌辭中關于河隴地區(qū)前后變遷情況的詩篇等，都是民族關系在唐詩中的反映。
唐代民族與詩歌關系，涉及的范圍很廣。隨著時間的推移，從初唐到晚唐，種種民族的問題影響于詩歌的途徑、具體內容、表現形式。等等，都在不斷變化。初盛唐時期，國威遠揚，其外向拓展帶動了邊塞詩創(chuàng)作高潮的出現;而隨后盛唐文明毀于安祿山、史思明的胡化叛亂，胡漢關系轉而內在化，向境內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滲透，并且由于唐王朝的削弱，加劇了西南邊疆蕃漢之間的摩擦與沖突。從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fā)，至會昌六年(846)回鶻烏介可汗、吐蕃達磨贊普被殺，兩國衰亡，再延至大中五年(851)漢民族恢復沙州(敦煌)等河湟地區(qū)，派使者來朝為止，正好為八世紀中期至九世紀中期的一百年。它是唐王朝外患與內亂的交織，民族的問題進一步深化、復雜化時期，此時，唐朝強鄰，北有回紇，西有吐蕃，南有南詔。在河北地區(qū)又有胡化很深的藩鎮(zhèn)割據。唐王朝對河北藩鎮(zhèn)從用兵轉為姑息。在鄰國關系上，“北和回紇，南通云南(南詔)，西結大食、天竺”，以遏制吐蕃。除聯(lián)回紇御吐蕃外，在鎮(zhèn)壓安史叛亂、討伐藩鎮(zhèn)等一系列內部戰(zhàn)爭中，也要借助回紇及其他少數民族武裝力量。而回紇則恃功驕傲，不斷貪婪索取和掠奪財物。南詔也在吐蕃和唐朝之間反復，并曾攻掠成都、安南等地。因此唐代中后期的民族關系較前期大為復雜化，深度地卷入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與歷次重大事件，在詩歌中的表現則有詩人以“虜騎胡兵”看待的有關安史之亂與河北藩鎮(zhèn)的詩，有抒寫對回紇結好與忍讓的復雜情緒的詩，有對代宗朝吐蕃陷京的沉痛反思，有對涼州與河湟的痛切關注，還有歌頌少數民族出身的愛國將士，歌詠與四鄰的使節(jié)往來及會盟，詠嘆沒蕃婦女與和蕃公主，等等。李白、杜甫、李益、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劉禹錫、柳宗元、李賀、雍陶、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等詩人在一些問題上都曾特別予以關注。杜甫詩中單字面上直接涉及外族的即達250首以上;令狐楚奉皇帝之命編的《御覽詩》中，寫有民族的問題詩的作者17人，占全書作者(30人)半數以上;甚至連詩僧皎然都有此類詩36首，可見朝野關注的程度。當時朝廷處理民族關系與前期居主動地位的情況大為不同，內容復雜得多，但研究者的注意是很不夠的。
涉及民族的問題，唐詩研究者注意的一般是邊塞詩。但如用邊塞詩研究來代替唐詩與民族關系研究是很不夠的。
一、在時段上，以往“邊塞詩”研究，重心落在盛唐的邊塞詩派，忽視其他時期;地域上，學者們眼中的“邊塞詩”離不開邊境，而民族的問題不限于邊境。如杜甫詩中有55處稱之為“胡”的安史叛軍，其叛亂被史家稱為“在國內進行的邊患”，有關大量詩篇，即不能列入“邊塞詩”。
二、邊塞詩反映的往往是民族間某些單純性的明顯可見的關系，又多是帶有沖突性的，而唐朝有著豐富復雜的多邊民族關系，境內又居有大量外來人口，多方面的互相影響與滲透極其復雜深遠。如外患與內政之間連環(huán)性，種族之影響文化，文化又復影響政治，等等，多半都屬于間接關系。反映這類關系的詩，多非“邊塞詩”所能涵蓋。
三、“邊塞詩”多為有意識作出的反映，創(chuàng)作上有明確的題材意識，但唐詩內有大量在無意識中涉及民族因素，所包涵的社會問題是多種多樣的，甚至含有個人身世感慨、思想觀念、審美趣味，等等，它可能沒有明確的題材分類，亦非有意反映民族的問題，但實際上往往在更深廣的層面上體現民族關系對唐代社會民生的影響，并進而極大地影響了唐詩的整體面貌。總之，民族與詩歌關系研究跟邊塞詩研究雖有聯(lián)系，但各有界閾，而后者在以往不免把詩歌與民族關系研究或多或少地掩蓋了。
由于唐代的民族關系深入地、多方面地、長期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從作家的角度而言，民族關系成了唐代詩人的一個重要的精神情結，既給他們以精神力量，引發(fā)他們創(chuàng)作的激情與沖動;在另一些時候，又成為他們內在的精神創(chuàng)傷，是他們感激或怨懟，自豪或焦慮，自信或自卑的重要根源。民族的碰撞、交流、融合，給唐人帶來新的視野，新的精神性格。唐詩是唐人時代特征詩意化的體現，是這個獨特的民族性情的體現，是唐人以無比的創(chuàng)造力創(chuàng)造出來的文化奇葩，是那個開放的社會，開放的心態(tài)，包容的胸懷，包容的體制的成果，彈奏出了中國詩史上最為剛健的盛唐之音。但盛唐之后，唐代民族關系及其影響下的內政又促使唐詩在中晚唐一變盛唐面貌，轉而面對時艱，面對社會生活的種種變化，面對人們心靈中種種復雜的情感，作出內容與風格上更加復雜多樣的表現。唐代的民族關系及其互動，是唐代詩歌創(chuàng)作的重要主題和發(fā)展變化的動力之一。
因此，按照民族的問題深刻影響唐代內政與社會生活，進而及于文化，及于詩歌的思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綜合運用詩史互證、文化背景研究、民俗學研究、心理學研究、民族學研究等多種方法及相關成果，對唐代詩歌中民族題材進行研究，會是一個寬廣的研究領域，通過研究：
一、可以厘清唐詩中反映有關民族的問題的諸種重大事件的詩歌，認識唐代的民族關系對唐詩發(fā)生的影響，以及唐詩在何種程度上、何種深度和廣度上反映了唐代的民族的問題，并從中審視唐代的民族觀、文化價值觀，以及藝術審美觀。
二、在對相關民族題材詩歌解讀的基礎上，研究此類詩歌的題材價值、思想內容、藝術成就，確定民族題材詩歌在唐詩中的地位及其對唐詩整體成就的貢獻。
三、有助于對唐代詩歌興盛作更全面的認識。事實上，廣泛而深入的多民族關系是唐詩興盛的重要動力之一。而這一點，在現行各種文學史上，沒有被提及。因而，此種研究有可能發(fā)現新的文學生成發(fā)展動因。并可能由此獲得更多的研究視野，啟發(fā)新的研究角度與主題，甚至發(fā)現一些規(guī)律性的東西，進而上升到對文學基本規(guī)律的認識。
四、有助于認識文學與文化的關系，認識不同質的文化相互碰撞對文學的影響，認識文學觀念、文學鑒賞趣味、審美理想與文化的關系。
總之，唐詩是一座富礦，唐代民族題材的詩歌也是一座富礦，我們期待著唐代民族題材詩歌研究的全面深入展開，成為唐詩學和民族學研究中新的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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