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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現代文學誕生期“文學革命”的兩歧性
畢業(yè)論文，多少人心中的痛，過來人都體會過那種滋味。為了表示小編對畢業(yè)生們的無限同情，在這里直接送上現當代文學畢業(yè)論文一篇!
內容提要：作為一個特殊稱謂，“文學革命”的出現，標志著現代中國文學的誕生。與此同時，“文學革命”作為一個獨特的階段，從醞釀到發(fā)生、發(fā)展又一直是一個歷史過程，并具體在涉及“文學”和“革命”的前提下，充滿兩歧的特征。有鑒于此，本文通過具體解析4方面內容，探討圍繞“文學革命”的兩歧性。在采用歷史和邏輯相統(tǒng)一的方法下，本文期待以立體地方式揭示文學革命內在元素之間的復雜關系，進而在揭示兩歧性的過程中，找尋現代文學發(fā)展的軌跡。
關鍵詞：文學革命 兩歧性 文學 革命
1917年初發(fā)生的文學革命，在中國文學史上豎起了一塊嶄新的界碑，現代文學以此為標志全面步入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然而，正如文學的發(fā)展本身就存有緊密的延續(xù)關系，文學革命的出現一直具有較為深遠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根源。即使僅以話語出現的方式衡量，“文學革命”出現的時間也早于1917年整體意義上的文學革命浪潮①。上述內容從歷史的角度上獲取證明，即為文學革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在自身的發(fā)展中具有相當程度上的階段性。按照文學史通常勾勒的圖景，從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到白話文運動，再到“人的文學”的線索，的確可以通過先后出現于這一時期的代表文章得以證明(具體見下文論述)。但是，以本文的眼光看來，文學革命的獨立性或日其本身并未獲取足夠的重視，就在于“文學革命”的行為方式必須通過文學自身的內質化過程來找尋，爾后才是文學與歷史之間的多向互動和復雜的關系網絡。在這一認知邏輯下，現代文學誕生過程中的文學革命，一直是一個立體展開的過程，它在“文學”與“革命”的對峙和融合中，深刻體現了轉型時代文學發(fā)展過程中的多維度、多面相的特點，而這種錯綜復雜的特點在具體地展開時，又是以“兩歧性”為內在的動力。
一、“文學”與“革命”
將“文學革命”一詞拆開重新確立關系，主要因為二者在當時包含的歷史內容遠比今天想象的復雜�！拔膶W革命”究竟是“文學的革命”，還是“文學需要革命”，或是本屬于兩個歷史內容，一直與現代文學誕生過程中“革命”話語的意義網絡密切相關。顯然，在歷經晚清梁啟超“三界革命”的洗禮下，“文學”意義上的“革命”，已在分屬于政治與文學的路向上，呈現出一種必然的趨勢。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文學革命”，在承繼和對比歷史經驗的前提下，比前輩具有更為具體明確的主張。胡適堅定地以“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的論斷進行實驗，又在1916年8月21日寄給陳獨秀信中，提出“文學革命的八事”，都說明“文學革命”一詞的最初意義，是一場較為純粹的“文體革命”。
美國漢學家安敏成在回顧現代中國文學之“兩種革命”(政治的與文學的)時曾指出：“當然，現代中國文學不僅僅是反映時代混亂現實的一面鏡子，從其誕生之日起一種巨大的使命便附加其上。只是在政治變革的努力受挫之后，中國知識分子才轉而決定進行他們的文學改造，他們的實踐始終與意識中某種特殊的目的相伴相隨。他們推想，較之成功的政治支配，文學能夠帶來更深層次的文化感召力;他們期待有一種新的文學，通過改變讀者的世界觀，會為中國社會的徹底變革鋪平道路�！爆F代文學誕生階段的知識分子高度重視“文學”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中國文學現代性追求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標志。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將刊載于1915年lO月《甲寅》最后一期黃遠庸致章士釗信中的“愚見以為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粮揪葷h意當從提倡新文學人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醒”，作為“中國文學革命的預言”，充分說明了民初政治改革失敗帶來的“挫折感”和由此可能產生的知識分子“轉向”。盡管，就文學本身而言，在歷經晚清“三界革命”等文學革新運動失敗后，當時的文學常常處于一種歧路彷徨的狀態(tài)。文學革命的前夕，陳獨秀在給胡適一則通信中提到的“文學改革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戲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肚嗄辍肺乃嚈�，意在改革文藝，而實無辦法”，就在很大程度上生動地體現了這種困惑。但是，文學革命的出現在當時已成為一種迫切的歷史要求，李大釗在1916年8月15日《晨鐘報》創(chuàng)刊號上指出的“由來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最終態(tài)度決然的“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都說明“文學”在“革命”中占有的地位。
“文學革命”時代，文學與革命之間的“位置”，當然還取決于對待“革命”的態(tài)度。以胡適為例，在完成于日后的《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適曾自言1916年與梅覲莊等好友爭辯的結果是這年2月到3月間，思想上起了“一個根本的新覺悟”，“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隨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歷史。文學的生命全靠能用一個時代的活的工具，來表現一個時代的情感與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須另換新的，活的，這就是‘文學革命’……所以我們可以說：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全是文學工具的革命�！焙m這種頗具“歷史進化論”傾向的主張，必然使其堅持語言工具的優(yōu)先地位。不過，如果從另一方面去審視，則是胡適有別于他者對于“革命”的認識。按照美國漢學家格里德的說法，“盡管他(即胡適)總是十分輕松地談到‘革命’，但在內心，他是懷疑種種革命運動的，而且對其結果也是悲觀的。只有在把革命看做是進化變革發(fā)展中的一個階段時，他才能接受革命這個概念。在他的文學革命與中國文學形式的進化史之間存在的那種關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顯然的例證�！笔聦嵣希瑢τ凇案锩�，胡適一直將其作為“進化”途徑的另一側面并抵觸其激烈、緊張的傾向。在寫于1916年1月31日一篇致H.s.維廉斯教授的信中，胡適曾以英文的形式表達自己對“革命”的議論，“吾并非指責革命，因為，吾相信，這也是人類進化之一必經階段�？墒�，吾不贊成早熟之革命，因為，它通常是徒勞的，因而是一事無成的�！诖死碛�，吾對當前正在進行的中國之革命，不抱太多的希望。誠然，吾對這些革命者則深表同情�！鳛閭�人來說，吾倒寧愿從基礎建設起。……這是一個極其緩慢之過程，十分必需之過程……以愚所見，這個緩慢之過程是唯一必需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類進化之必需。’”胡適強調從基礎作起的“革命”主張，與其深受實驗主義哲學的影響有關，而其外在表現則是進行語言工具的變革和嘗試白話詩的試驗。胡適在給陳獨秀的信中本以“文學革命”為名，提出“新文學的八事”，但在具體發(fā)表時，胡適卻將平素常常提到的“文學革命”，變?yōu)椤拔膶W改良”并加上“芻議”二字，而且，對于原本的“八事”順序也進 行了調整。對此，胡適曾在不同文章中解釋為“我用這個題目，說明是改良而非革命”;“膽子變小了，態(tài)度變謙虛了”，“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
但是，對于當時《新青年》編輯們的激進情緒來說，胡適的審慎態(tài)度顯然太過溫和了。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中，陳獨秀拋開了胡適溫和的改良主張，直接宣布文學革命的開始——“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日，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日，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憋@然，陳獨秀書寫的“三大主義”雖也包括了胡適主張的“白話文體”，但主要針對的卻是文學的內容。他從思想啟蒙的高度認識文學革命的任務，把文學革命作為反封建文化和革新政治的一個組成部分，強調新文學內容上的社會化和大眾化。這種將不同層面的“革命”話語統(tǒng)攝為一體，即把文體關懷意義上的革命納入到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論述，在當時普遍感受危機和社會處于激烈變動的形勢下，自然是具有極強的宣傳力度。
與陳獨秀的主張相比，胡適在一年后發(fā)表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力陳“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則是再次印證了“文學革命”中“文學”與“革命”之間的“兩歧性”。但事實上，作為古語有之的“革命”一詞，比如《易經》中的“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無論怎樣變化或是取道外來翻譯，都極易在與本土語言和傳統(tǒng)結合過程中產生激烈、正義性暴力的傾向。這一點，不但可以在前輩學人梁啟超的親身實踐中得到證明，同時，也在以后的歷史發(fā)展中產生重大影響�！案锩笨偸桥c這樣一種觀念息息相關，“這種觀念認為，歷史進程突然重新開始了，一個全新的故事，一個之前從不為人所知、為人所道的故事將要展開”�！案锩钡南胂笈c創(chuàng)造，自然使其進程區(qū)別進化式的亦步亦趨。這或然預示著“文學革命”最終的走向和蛻變，也同樣使胡適的思想具有永久性的理性和氣質特征。只是在此之前，“文學”與“革命”的關系及其內部陣營的認知態(tài)度，已然構成了文學革命的兩歧關系。
二、“革命”與“審美”
在文學革命中，對“文學”的關注還包含著自身的“兩歧性”，這使“文學”在具體認識和實踐上一度徘徊于“革命”與“審美”之間。對于晚清以來的文學，梁啟超“三界革命”所代表的政治現代性，和王國維通過介紹西方哲學、美學而返回文學自身的審美現代性，一直構成五四文學革命的重要理論資源。但較之前輩而言，文學革命時代對所謂“革命”與“審美”的界限區(qū)別得并不十分明顯，它們常常包容在一個理論家或是一個作家的主張與創(chuàng)作之中。
為文學革命張目的陳獨秀，在這一時期對文學的思考同樣包含著兩條迥然不同的道路。只不過，由于陳獨秀主要是以一位“老革命黨”的面目出現，因而，其文學“審美獨立”的一面并未得到深入地展開。在1916年8月21日，胡適以“文學革命八事”(即上文的“新文學八事”)為主要內容，寄給陳獨秀信后，陳獨秀便在回信中指出：“尊示第八項‘須言之有物’一語，仆不甚解�；蛘咦阆路枪诺渲髁x，而不非理想主義乎?鄙意欲救國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項‘不作無病之呻吟’一語足矣。若專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將毋同于‘文以載道’之說?以文學為手段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竊以為文學之作品，與應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與伎倆，所謂文學美術自身獨立存在之價值，是否可以輕輕抹殺，豈無研究之余地?況乎自然派文學，義在如實描寫社會，不許別有寄托，自墮理障�！雹訇惇毿銚暮m的“八事”有可能被理解為“文以載道”，不但構成了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最終的“面相”，同時，也體現了他在西方文學影響下文學自主的主張。即使在充滿戰(zhàn)斗檄文聲勢的《文學革命論》中，陳獨秀在談及“今人所不滿昌黎者”時，也指出其二為“誤于‘文以載道’之謬見。文學本非為載道而設，而目昌黎以汔曾國藩所謂載道之文，不過鈔襲孔孟以來極膚淺極空泛之門面語而已。余嘗謂唐宋八大家文之所謂‘文以載道’，直與八股家之所謂‘代圣賢立言’，同一鼻孔出氣�！边@里，陳獨秀反對的“文以載道”顯然不是從單一的政治思想立場出發(fā)，他是以較為明確的文學獨立意識反對這一命題的工具性原則，而這與其文章的整體基調之間，自然又構成了“兩歧傾向”。
同樣在文學革命時期，陳獨秀還在《答曾毅書》中，具體說明其對文學獨立存在的本義性理解：“何謂文學之本義耶?竊以為文以代語而已。達意狀物，為其本義。文學之文，特其描寫美妙動人者耳。其本義原非為載道有物而設，更無所謂限制作用，及正當的條件也。狀物達意之外，倘加以他種作用，附以別項條件，則文學之為物，其自身獨立存在之價值，不已破壞無余乎?故不獨代圣賢立言為八股文之陋習，即載道與否，有物與否，亦非文學根本作用存在與否之理由�！奔热�，在陳獨秀眼里，“達意狀物”、“美妙動人”等常識性內容能夠成為文學之本義，那么，文學必將在回歸自然中脫離工具論的傾向。作為新知識分子之一的陳獨秀，由于受到西方文藝美學和現代學術的影響，在“文學革命論”的同時從未放棄對文學自身審美存在的關注。只是，他的興趣畢竟主要在政治思想啟蒙而非文學學術，所以，他對于文學的雙重性思考和具體程度上的“孰輕孰重”，就構成文學革命時期一代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典型。
五四文學革命發(fā)生于傳統(tǒng)文化崩潰、現代文化萌生的轉型時代，這使得文學的革命從一開始就肩負了復雜的使命。以矛盾的關系看待這一革命，一方面是現代意義上純文學觀念的產生。另一方面卻是其“為人生”和“工具化”傾向的凸現。這也就是說，當文學革命一面對傳統(tǒng)的“文以載道”進行尖銳批判的時候，其深層的思路模式卻與傳統(tǒng)儒家的原則何其相似，但當其僅是展現表層內容的時候，無論是純文學的或是政治文化傾向的，又會給人一種新鮮的面孔。上述內容構成了五四文學革命的雙重追求，并最終在走向中體現其政治性的文學傾向。這同樣在事實上構成了一種“兩歧性”，只是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特性在其初期還包含著更為復雜的歷史內容，并同樣可能會對文學的歷史造成影響。
胡適在文學革命時期總是與“革命”保持著疏離關系，這極為符合后起研究者的某種指認：“一方面不是總與他的朋友們觀點相一致的，另一方面與他的時代特征也不是常常和諧的。”以本文的眼光看來，胡適這種“不一致、和諧”至少造成兩個后果：其一，是堅持文學的工具和形式的變革，但即使在這一階段也同樣不自覺地進入了意識形態(tài)的層面;其二，是堅持文學的工具和形式的變革，也同樣反映了胡適文學審美觀的一系列問題，這一方面從結果來看，同樣只能導向一種歷史的價值和意義。
關于第一點，本文將在下一部分通過晚清至 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歷史嬗變進行具體的闡述，這里，只是以文學“革命”和“審美”的角度解釋第二方面的問題。早在1915年9月21日的《依韻和叔永戲贈詩》中，胡適就曾有“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的句子;在文學革命浪潮開始后，胡適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重新解釋“八事”時，又將“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作為其中諸條的變相，胡適的主張對于即將到來的文學革命及其過程中矯枉過正式的實踐自然有重要的意義，但這些內容對于文學審美而言，則實在難以達到一定的境界。平心而論，胡適的白話詩實踐確然開辟了詩歌創(chuàng)作的新殖民地，但單就其藝術性而言卻很難在那些純粹詩人甚至一般詩人那里獲得共鳴。由此聯(lián)系到胡適在文學革命時代趨于結束時寫的一篇關于“什么是文學”之文章中，指出的“文學有三個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動人，第三要美”，就大致可以明白：胡適的創(chuàng)作特別是其文學主張其實并不能對應和解讀中國古代那些優(yōu)美、含蓄的作品，同時，也無法涵蓋風行于20世紀世界范圍內的現代主義文學現象，這種長于淺白、說理，“作詩如作文”的主張，不但在《嘗試集》的藝術性方面得到證明，而且，也在后起的現代派詩人那里得到了“最大的罪人”，即詩與散文界限不甚明了的指責。
胡適對于文學的主張和作詩的實踐，深刻影響到了文學革命展開后的審美層次，同時，也使現代文學在其誕生階段就呈現出為大眾化而通俗化的傾向。盡管，這一問題一直包含著諸多復雜的內容，但就初期白話詩的走向而言，這種近乎“非審美”、“非詩化”的內容及其表現卻是不爭的事實。文學革命懷著掙脫傳統(tǒng)桎梏走向廣闊藝術天地的目的，卻由于其過分解放和任意而為，從而走到其出發(fā)點的反面，這種頗具“雙刃劍”的藝術效果和歷史效果形成了文學“革命”與“審美”之間的內在緊張，至于其隱含的“歷史詭計”或然就在于只有將屬于藝術自然層面的“文學”置于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脈絡中，才能凸現其豁然開朗的歷史意義和價值。
三、“形式”與“思想”
文學革命的演變軌跡，生動地體現了一種過程性。但作為一個歷史的原點，文學革命卻是文言和白話沖突的結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學革命可以與“白話文運動”成為同義語的重要原因。文學革命的基本目標和主張成果就是用白話文學替代文言的文學。在此過程中，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對白話文運動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胡適為實現“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而制定的三步次序，即“(一)工具，(二)方法，(三)創(chuàng)造”，反映了文學革命的理論構想和建設的圖景。不過，在一切尚處于劇烈變動狀態(tài)的特定時代，各種改良和變革都可能無法實現漸變的過程，這種現實自然造成語言發(fā)生變革的同時，文學的形式和思想內容也必然產生新的趨向。因在美國綺色佳“筆墨官司”而滋生胡適“要用全力去試做白話詩”，即“白話文學的作戰(zhàn)，十仗之中，已勝了七八仗�，F在只剩一座詩的壁壘，還須用全力去搶奪。待到白話征服這個詩國時，白話文學的勝利就可說是十足的了……”其實就已然包括了形式問題。盡管，以詩以及其他文體的角度來看，語言同樣也是一種形式，但對于胡適而言，卻需要分清主次順序而后才是實踐上的“混同”�！半m然胡適不厭其煩地闡述了語言工具和文學技巧，但其對建設性建議的最關鍵部分——新文學的思想內容卻不置一詞。和陳獨秀不同，胡適不大愿意對中國現代讀者最理想的新文學類型作出詳細說明(不管是怎樣籠統(tǒng)的說明)。這可能是由于胡適比陳獨秀少一些成見，不是那么固執(zhí)己見。但是更有可能的是，胡適對此根本沒有興趣，因為在胡適看來，文學革命實質上是一場語言的革命。但是，已經開始的思想革命，就是要完全改變中國文化的內容，而文學是其中的一個主要部分。”這一評判其實已然預示了文學革命時代“形式和思想”的兩歧性及其最終走向，然而，如果要明確其具體的步驟和過程，則需要證諸更為廣闊的歷史。
白話文運動在晚清時代就已經發(fā)生。當時，維新派人物黃遵憲、梁啟超等都提出過倡導白話的言論。1898年8月，裘廷梁更是以《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文為題，配合“百日維新”運動發(fā)表，對當時的“白話文運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晚清“白話文運動”興起的過程中，白話報刊的風起云涌也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據有關研究者介紹，出版于清末最后約10年時間里的白話報和雜志約有140種之多。白話報刊的風行無疑為通俗語言的傳播予以了強有力的推動，當時的維新派和革命派經常利用白話講演和發(fā)布傳單來號召群眾。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在自身上也存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雖然在具體應用的過程中產生了白話代替文言的趨勢，但在純粹文學范圍特別是詩歌領域內，古典主義卻仍然占據絕對的優(yōu)勢。這種不協(xié)調的狀態(tài)造成的結果即為，一面是政治上的進取呼喚人們參與到改革運動之中，另一面卻是維新派等始終視文學存有等級觀念，這一態(tài)勢充分說明當時白話文運動的高漲并未真正消除文言和白話之間的對立，而恰恰是凸現了這一語言關系之間的矛盾。
在缺乏對白話系統(tǒng)理論思考和提高白話文學價值的背景下，晚清的白話文運動很快就呈現出衰退的狀態(tài)。由此看待胡適在文學革命時期倡導的白話文運動，就明顯具有了超越的意義和價值。胡適不但將白話作為開通民智的工具，還將其作為創(chuàng)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雖然，胡適以歷史和世界各國的經驗創(chuàng)造“國語”，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符合邏輯，但是他以文字的“死/活”入手，提升千年來中國歷史民間下層社會白話口語的地位，并以講演《國語文學史》，撰寫《白話文學史》為白話建立知識譜系，都為白話文學取得合理、合法的地位確立了歷史和理論的依據。不但如此，胡適在實踐上宣揚的“我后來告訴青年朋友們，說他們早已掌握了國語。這國語就簡單到不用教就可學會的程度。它的文法結構甚為簡單”，因為“白話文是有文法的，但是這文法卻簡單、有理智而合乎邏輯;根本不受一般文法上轉彎抹角的限制;也沒有普通文法上的不規(guī)則形式”，所以，“這種語言可以無師自通”，而“我們只要有勇氣，我們就可以使用它了”①，也確然為當時邊緣知識青年甚至一切會寫字的人躍居“上流社會”找到了現實的依據，因而，其可以不脛而走、一呼百應(包括反對者的呼應)，也就不足為奇了。
文學革命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和所謂“文、白之爭”最終以白話文的勝利而告終，并且由此產生了以白話為普遍媒介的現代文學和文化，這一過程包含著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然而，這一意識形態(tài)的性質是當時的時代賦予的。橫亙于文言和白話之間的沖突本身就是關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和封建文化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斗爭。但對于胡適而言，他以全神貫注學術的姿態(tài)看待語言，卻沒有覺察到自己的思想實質已經發(fā)生了變化。
以語言變革這一形式內容，看待更為具體的文學形式的誕生。現代白話詩的出現會由于解構傳統(tǒng)“詩歌王國”的身份象征而具有鮮明的政治文化意義。古典詩歌由于長期浸潤“載道”功能和物化沉積中，富有形式和語言符號意義上的政治文化修辭功能。從這一方面理解，白話詩的出現會由于打破形式的束縛和寫作權利的泛化而成為一種“革命性的行為”。但與文學革命從一開始就是一場思想革命相比，胡適的主張卻顯得緩慢而溫和。鑒于這一時期胡適的言論大多有相近之處，此處茲取一例。在被朱自清稱為“差不多成為詩的創(chuàng)造和批評的金科玉律”的《談新詩》中，胡適曾指出：“我常說，文學革命的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語言文字文體等方面的大解放�！鼛资陙砦餮笤娊绲母锩�，是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這一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來，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問題，算不得重要。卻不知道形式和內容有密切的關系。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fā)展，使良好的
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一種新內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因此，中國近年的新詩運動可算得是一種‘詩體的大解放”’。《談新詩》寫于“五四運動”開展之后，此時胡適的主張依然局囿于語言和文體的形式優(yōu)先層面。對于胡適以改革語言工具為第一步，即先從“文的形式”人手的主張，其實，早在五四運動之前就已遭到了質疑。在《思想革命》一文中，周作人就曾認為：“我想文學這事務，本合文字與思想兩者而成。表現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礙文學的發(fā)達。若思想本質不良，徒有文字，也有什么用處呢?……這單變文字不變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學革命的完全勝利呢?”因此，他在文章的結尾處主張：“所以我說，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我們不可對于文字一方面過于樂觀了，閑卻了這一面的重大問題�！敝茏魅说挠^點隨即得到了傅斯年的響應，不過，卻已被納入到更為明確的政治軌道之上，在“我以為未來的真正中華民國，還須借著文學革命的力量造成”的前提下，傅斯年在《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到了現在，大家應該有一個根本的覺悟了：形式的革新——就是政治的革新——是不中用的了，須得有精神上的革新——就是運用政治的思想的革新——去支配一切�！痹诓粷M當時政治的態(tài)度下，傅斯年希望以文學實現政治之使命，即“想把這思想革命運用成功，必須以新思想夾在新文學里”的意圖無疑是十分明顯的。
綜上所述，文學革命時代“形式”與“思想”的兩歧性，是以主觀上的不自覺和自覺、過程中的對比方式實現的。胡適從堅守語言和文體形式本位，到必然融入思想革命的層面之中，造成了他在文學革命發(fā)展中的“心態(tài)意識”始終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以徹底動搖古典文學賴以生存的基礎，呈現了言文一致的語言創(chuàng)作新文學的可能性，無疑是胡適的“嘗試”之功。沒有白話及其形式的有力支撐，文學革命過程中的思想革命必然無法向更為縱深的層次發(fā)展。因此，“形式”與“思想”的對立統(tǒng)一，既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同時，也是兩方面內容具有自身獨立性的必然結果。
四、“個人”與“群體”
在完成于1935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卷”之“導言”中，胡適曾指出中國新文學運動理論的兩個中心：“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活的文字’，一個是我們要建立一種‘人的文學’。前一個理論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種是文學內容的革新。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一切理論都可以包括在這兩個中心思想的里面。”按照胡適的說法，注意到文學內容的改革特別是“民國七年一月《新青年》復活之后”，文學革命的鼓動者們曾經在是年6月推出一本“易卜生專號”，其中包括胡適寫的一篇文章名為《易卜生主義》，在文章里，胡適曾借易卜生的話來介紹當時“新青年社的一班人共同信仰的‘健全的個人主義”’。
“易卜生熱”反映的實質是西方人道主義在五四時期的地位和影響。無可否認地，個人解放是“五四”宣揚民主自由思想的最突出的特征，但這并不是說，從傳統(tǒng)的精神羈絆中解放出來的“個人”就由此走向極端。擺脫束縛之后的“個人”要以積極的姿態(tài)徹底融化于民族國家的有機體中，在晚清時代梁啟超筆下著名的《新民說》中就已凸現。這一主張從深層的文化肌理角度來說，更多反映的是“轉型時代”文化思想“破舊向新”的傾向。對于五四文學革命的后果而言，“個人”地位的提高與中西文明碰撞引發(fā)的連鎖震蕩有關，而“個人”走向現代之后，同樣也走向一個現代民族的社會國家，則是“個人”與“群體”雙重變奏的重要內容。
對個人主義的提倡在“文學革命”之前就已經出現，但此時更多局限于“文化對比”的過程里。在發(fā)表于1915年12月《青年雜志》第一卷第四號的《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的文章里，陳獨秀曾以“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洋民族以家庭為本位”，和“欲轉善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表達對“個人本位主義”的推崇。這里，對“個人”的強調明顯是以“中國傳統(tǒng)”為參照物的，而其目的也是為了實現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個人”。“個人”的發(fā)現很自然會走向現實的人生，在稍后一篇名為《人生真義》的文章中，陳獨秀又進一步強調“社會的文明幸福，是個人造成的，也是個人應該享受的”，“社會是個人集成的，除去個人，便沒有社會;所以個人的意志和快樂，是應該尊重的”。但同樣的一篇文章，陳獨秀又寫道“社會是個人的總壽命，社會解散，個人死后便沒有連續(xù)的記憶和知覺;所以社會的組織和秩序，是應該尊重的”，“個人之在社會，好像細胞之在人身;生滅無常，新陳代謝，本是理所當然，絲毫不足恐怖”。陳獨秀的主張被后來的研究者張灝稱之為“近乎社會有機體的思想，意味著群體為主、個人為輔的觀念”，二者以吊詭的方式并存于陳獨秀的早期思想之中。
陳獨秀的言論說明“個人”與“群體”，只有在相對層面上才能獲取自身的意義，二者在不同時代和面向不同社會主題時的保持的位置也應當是不同的。這種“兩歧性”的現狀同樣也體現在胡適的身上�！兑撞飞髁x》雖然表露了胡適對易卜生精神的景仰，但對于將這種精神推廣于中國卻不免顧慮重重：“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哪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于日本的藥，未必完全適用于中國�！笔聦嵣�，在寫于1919年春天的《不朽——我的宗教》，關于“小我”和“大我”的關系論述，同樣近似于社會有機論，而在1920年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一文中，胡適更是區(qū)別對待了“真的個人主義”并強烈反對了“假的個人主義”特別是“獨善的個人主義”。
當然，與上述內容相比，最能體現文學革命實績的則是周作人《人的文學》的發(fā)表�！拔覀儸F在應該提倡新的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文學”，“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我所說的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憫天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要講人道，愛人類，便須先使自己有人的資格，占得人的位置�！蔽膶W作品中“人”的發(fā)現與自覺，體現了新文學在表現方面的重要使命。這里除了包含對幾千年封建宗法的倫理社會的批判之外，還包括嶄新的現代文學觀念。隨后，在《平民文學》、《新文學的要求》等文章中，周作人又有“平民文學，不是專做給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接著他又將新文學分為“藝術派”和“人生派”，“我相信人生的文學實在是現今中國唯一的需要”，而人生的文學則包括“文學是人性的”，“文學是人類的，也是個人的”兩項內容。在文學經過“人”、“平民”、“人類”、“人生”的演化軌跡之后，周作人的“人學”觀已經構成了一個漸次發(fā)展的過程。文學中的“人”從個性解放走向廣闊的現實人生，正是文學革命從形式革命到內容革命的一個重要轉變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從“個體”走向“群體”的過程。這種具有兩歧傾向的內容生動體現了文學革命發(fā)展的過程性內容。隨著五四后期，學生運動的展開，民族主義高潮日益高漲，群體意識越來越強的體現在社會生活之中。進入20年代之后，斗爭形勢的發(fā)展和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傳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文學革命的整合趨向，相形之下，“個人”減色許多，但在不同立場上，“個人”與“群體”的對峙卻依然存在。
魯迅曾指出：“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后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fā)難者�！薄缎虑嗄辍�(第一卷原名《青年雜志》)的創(chuàng)刊和胡適大致此時在美國的“筆墨官司”，大致可以視為“文學革命”的前奏。至1917年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文學革命論》的發(fā)表，較為完整和明確意義上的五四文學革命終于形成浪潮。1918年，文學革命的另一員主將周作人發(fā)表《人的文學》，次年又寫下《思想革命》，這一切都為文學革命注入了特定的內涵。1919年五四運動的出現，使文學革命轉變?yōu)橐粓稣芜\動，但作為一個過程，文學革命卻大抵要持續(xù)到1922年《新青年》的休刊。由此看待文學革命的“兩歧性”內容，其相互對峙的內容此消彼漲，共同貫注于文學革命的過程之中。盡管，歷史的發(fā)展使這一內容發(fā)生了易位，但作為現代文學誕生復雜語境的一次呈現，研討“兩歧性”必然會對還原歷史和預示未來產生重要的意義。而事實上，這一點，也確然在后來的文學發(fā)展中獲得了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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