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資源建設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資源建設【1】

　　[摘 要]通過高等院校“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資源的建設，充分挖掘校內外相關課程資源，可以通過提高教師的課程資源開發(fā)意識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教材以外的課程資源，改變傳統(tǒng)教學模式以推動教學方式信息化等進行課程資源建設。

　　[關鍵詞]古代文學;課程資源;教學方式;教學內容

　　20世紀末，伴隨著高等教育規(guī)模的迅速發(fā)展使各高校教育資源處于嚴重短缺的狀態(tài)。

　　2003年為保障中國高等教育的教學質量，提高辦學質量，教育部在《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明確提出實行“五年一輪”的普通高等學校教學工作水平評估制度，并于同年對部分高職高專院校進行試點評估，在教育部本科教學評估的導向下，各高校加大了在教學基本建設的投入，加大力度建設多媒體教室、語音室、教學機房以及校園網(wǎng)，為學校的課程資源的信息化和數(shù)字化建設奠定了物質基礎。

　　隨著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課程資源建設的重要性日益凸現(xiàn)出來，但是高等院校在課程資源的開發(fā)與建設上并沒有予以高度的重視和充分的發(fā)揮，甚至在資源建設的意識和課程資源觀念上處于中小學之后。

　　“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資源建設是高等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yè)綜合改革試點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此，筆者結合近幾年高等學校“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資源建設提出了以下幾點思考，略陳于此，以求教于方家。

　　一、提高教師課程資源開發(fā)意識

　　教師不僅是課堂教學的主體，也是進行課程資源開發(fā)的主要力量，其本身就是重要的課程資源，提高教師課程資源開發(fā)意識是進行“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資源開發(fā)的前提。

　　“課程意識是一種統(tǒng)籌全局、注重長遠效果的民效理念，教師的課程意識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教師的專業(yè)化程度。因此，課程意識是大學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指導思想，它對于高校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重大意義不言而喻。”〔1〕

　　2012年5月教育部印發(fā)了《精品資源共享課建設工作實施辦法》，把高等學校的精品課程資源分為基本資源與拓展資源兩大部分。

　　其中，基本資源是指基本資源指能反映課程教學思想、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過程的核心資源，包括課程介紹、教學大綱、教學日歷、教案或演示文稿、重點難點指導、作業(yè)、參考資料目錄和課程全程教學錄像等反映教學活動必需的資源;拓展資源是指反映課程特點，應用于各教學與學習環(huán)節(jié)，支持課程教學和學習過程，較為成熟的多樣性、交互性輔助資源。

　　例如：案例庫、專題講座庫、素材資源庫，學科專業(yè)知識檢索系統(tǒng)、實驗實訓系統(tǒng)、試題庫系統(tǒng)、作業(yè)系統(tǒng)、考試系統(tǒng)，課程教學、學習和交流工具及綜合應用多媒體技術建設的網(wǎng)絡課程等〔2〕 。

　　在實施方法中，教育部將課程資源分為基本資源與拓展資源兩大部分，其中拓展資源以成熟的多樣性、交互性教學資源位特點。

　　不難看出，課程資源的內容不僅僅包含傳統(tǒng)的教材、教學大綱等，還涵蓋了與本課程有關的其他一切教育資源，這就要求教師改變之前“一本書，一塊黑板，一支粉筆”就可完成整個教學過程的教學觀念，最大限度的捕捉并利用教材之外的課程資源。

　　在教學過程中，改變傳統(tǒng)教學觀念，具有強烈課程資源開發(fā)意識的教師可以更好的將教材內容與現(xiàn)實生活結合在一起，從而獲得更好的教學效果。

　　按照時代發(fā)展進程，“中國古代文學”可以分為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遼夏金元)、元朝、明清等時段，以漢民族文學為主兼有其他少數(shù)民族文學為主要內容，是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的主要載體，其中古代士人的人格精神對當代大學生道德修養(yǎng)有著巨大的影響。

　　以中國古代文學的“愛國”主題為例，自古以來，愛國主義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基本主題之一，從某種角度上說整個中國歷史就是一部愛國史。

　　屈原為楚國上下求索，“雖體解吾猶未變”、“雖九死其猶未悔”，秦滅楚國之后，他也自沉汨羅，昭示愛國之情;西晉滅亡之后，面對東晉士人“風景不殊，山河之異”的感慨，王導以“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鼓勵南渡諸人;安史之亂后，輾轉流離的杜甫在聽說官兵收復河南河北之后，“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寥寥幾句把一家老小收復失地的喜悅展露無疑;陸游在彌留之際仍然“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并告誡子孫“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抗金名將岳飛一生“盡忠報國”，以“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自律;林則徐貶謫伊犁時常吟“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秋瑾在留學途中寫下了“如許傷心家國恨，那堪客里度春風”;面對近代中國的孱弱，麥孟華發(fā)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呼聲;古代仁人志士的愛國思想與行為對于當前大學生人格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

　　再如中國古代文學“思鄉(xiāng)”主題為例，中國古代社會長期農業(yè)文明使先人們具有強烈的故鄉(xiāng)情結，但士子為求功名又多宦游在外，反映在文學中就形成了“思鄉(xiāng)”主題。

　　從戰(zhàn)國屈原“鳥飛返故鄉(xiāng)兮，狐死必首丘”到漢末文人“征夫懷遠路，游子戀故鄉(xiāng)”到唐韋莊“未老莫還鄉(xiāng)，還鄉(xiāng)須斷腸”到宋蘇軾“別后與誰同把酒，客中無日不思家”到元戴良“湖海未歸客，風塵多病身”到明吳承恩“寧戀本鄉(xiāng)一捻土，莫愛他鄉(xiāng)萬兩金”再到清崔岱齊“鳥近黃昏皆繞樹，人當歲暮定思鄉(xiāng)”等等，無一例外的反映了古人對故鄉(xiāng)深沉的眷戀。

　　教師在日常工作和學習中，不斷搜集發(fā)掘中國古代文學中與“愛國”“思鄉(xiāng)”相關的內容，并且通過課程資源建設積累下來，在授課時便可以更為靈活的用于教學中，還能使來自五湖四海的大學生們對古代士人的“愛國”、“思鄉(xiāng)”情結產生共鳴，激發(fā)其學習古代文學的興趣。

　　提升教師的課程資源開發(fā)意識，及時進行“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資源建設，充分挖掘校內外相關課程資源，不僅可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也是新形勢下高等學校“基礎扎實，知識面寬，能力強，素質高”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的必然要求。

　　二、 改變傳統(tǒng)教學模式

　　傳統(tǒng)教學方式以紙質教材或參考書為依據(jù)，以教師口授、黑板書寫為主要教學手段，采用教師講授、學生記憶為主的模式。

　　但是隨著近年來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課程的設置逐步由基礎型、理論型向應用型、實踐性轉移，“中國古代文學”的課時也被不斷的壓縮，以教師講授為主的教學方式已經(jīng)無法全方位的實現(xiàn)課程目標，以多媒體技術為主的信息化教學方式的優(yōu)勢愈來愈凸現(xiàn)出來，但是信息化教學方式并非指簡單的運用幻燈片、多媒體教學，而是基于現(xiàn)代信息技術進行課程資源建設，通過網(wǎng)絡使教學信息公開化，教師與學生可以隨時隨地對教學內容進行交流談談，突破了傳統(tǒng)的“教師-教室-學生”的教學模式。

　　在傳統(tǒng)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方式中，教材是教師與學生之間唯一的媒介。

　　以古代文學的教材選用為例，新中國成立之后高校選用的中國古代文學教材的選用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建國后，高等院校多采用游國恩主編《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隨著文學觀念與文學理論的不斷更新，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古代文學教材的編寫也呈現(xiàn)多樣化，如章培恒主編《中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與游國恩版《中國文學史》相比，新的文學史更注重將新的學術成果引入教材之中。

　　但即使如此，基于任何一次新出土文獻都有可能證實或顛覆現(xiàn)有的文學觀念的事實，教材也無法體現(xiàn)學術發(fā)展的時效性。

　　以詞為例，詞與詩并列為中國古代文學最為重要的體裁，“唐詩宋詞”也可作為中國文學的最為輝煌的成就之一。

　　但由于現(xiàn)存文獻的缺失以及唐民間詞的散佚，學界對詞的起源及發(fā)展歷程的認識一直不明晰。

　　直到1900年，敦煌鳴沙山第288石窟中出土了幾百首抄寫的唐民間詞，向世人展示了曲子詞的初始狀態(tài)，填補了詞發(fā)展初始階段的空白，為廓清了詞體的發(fā)展歷程提供了史料依據(jù)。

　　正如王國維所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fā)見。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后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賴于地下之學問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fā)現(xiàn)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

　　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fā)現(xiàn)之金石書籍，于學術之大有關系者，尚不予焉。

　　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fā)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 〔3〕 在這段話中，他認為學界將孔壁出書、汲冢書與甲骨文作為中國學問的三大發(fā)現(xiàn)是不完整的，因為敦煌及西域木簡、敦煌千佛洞中唐人書寫的卷本及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等，任一皆可與孔壁出書、汲冢相比較，文學史中的部分文學觀念需要隨著新出土文獻的發(fā)現(xiàn)而改變，課程資源的建設恰好彌補了傳統(tǒng)教學方式以教材為主的單一教學資源，可以通過不斷更新學術成果向學生提供學界的最新成果。

　　當然，傳統(tǒng)以面授為主的課堂教學方式不僅為教師與學生提供了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同學之間也可以通過課堂教學進行探討，教師可以通過課堂教學為學生提供專業(yè)的學術指導，所以課程資源建設并不能完全取代傳統(tǒng)教學。

　　在課程資源建設與傳統(tǒng)教學方式之間，最為理想的途徑即是通過“中國古代文學”課程資源建設，彌補以課堂教學為中心、以教師口授為主的傳統(tǒng)教學方式的不足，建立一套不斷補充最新科研成果和學術動態(tài)，由教師講授、學生做習題、學生自測、教師與學生交流等一系列環(huán)節(jié)組成的現(xiàn)代教學系統(tǒng)。

　　這個系統(tǒng)既能夠為學生提供自主學習的網(wǎng)絡課程資源，還可以隨時輔導學生學習，為學生自學和自我測試提供有效幫助，不斷更新和不斷自我完善。

　　〔參 考 文 獻〕

　　〔1〕孫立芹.高校教師的課程意識與專業(yè)發(fā)展〔J〕.河南社會科學2009，(03).

　　〔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教育部辦公廳《精品資源共享課建設工作實施辦法》.〔EB/OL〕.(2012-05-21).2012

　　〔3〕王國維.王國維文集〔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33.

　　《文心雕龍》對古代文學理論和創(chuàng)作影響【2】

　　【摘要】明代之前《文心雕龍》對古代文學理論與批評，尤其對古代文學創(chuàng)作影響不大，并未引起人們普遍的注意，《文心雕龍》在史學上的影響甚至超過它對文學的影響。

　　從《文心雕龍》影響史的角度考察，《文心雕龍》不是一部文學理論的著作。

　　【關鍵詞】《文心雕龍》;文學理論;影響

　　《文心雕龍》近現(xiàn)代以來享譽甚高，《文心雕龍研究史》前言稱其“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一部文學理論批評著作”，這個結論從今天文學理論研究的角度對《文心雕龍》進行定位，當然不會引起太大的爭論。

　　但把《文心雕龍》還原到歷史的古代文學理論中，當我們追溯它對古代文學理論與批評以及對古代文學刨作的影響時，我們也許會驚奇地發(fā)現(xiàn)，《文心雕龍》的影響微乎其微，它在古代尤其明代之前并不為人所看重，地位一般，更談不上擁有今天顯學――“龍學”的榮耀。

　　本文旨在還原《文心雕龍》的真實歷史，籍以反思《文心雕龍》的性質，以求給《文心雕龍》一個客觀的歷史定位。

　　一、《文心雕龍》在南朝的影響

　　《文心雕龍》產生之后到底引起怎樣的反響?據(jù)《梁書・劉勰傳》記載，劉勰《文心雕龍》“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于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然勰為文長于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請勰制文。”可見《文心雕龍》書成之后，并未引起時人的注意。

　　故劉勰意欲效仿左思作《三都賦》籍皇甫謐之譽而稱重的方式，想借助于當時的文學領袖沈約，可惜《文心雕龍》只是受到沈約個人的激賞，似乎沒有普遍地流播，形成“洛陽紙貴”的景象，所以《梁書》用了“然”字轉折說劉勰“為文長于佛理”，潛在的意思是此書在士林響不是很大，故而《文心雕龍》沒有達到劉勰所期望的轟動。

　　盡管《梁書》本傳又載：“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但本傳沒有說明是《文心雕龍》的緣故，且關于蕭統(tǒng)與劉勰交接的情況，史書中別無他言記載。

　　據(jù)牟世金先生根據(jù)蕭統(tǒng)與其他文士們交往的情況，列舉大量的例證進行考辨，認為他們“或尚在職，或已離去;或官位較高，或與劉勰全同;或生離死別，或賜詩助財;或圖像，或游宴，涉及面甚廣。

　　故昭明‘好士愛文’，信非虛言。

　　然于劉勰，生無一言可志，別無一語相贈，死亦漠不關心(劉勰必死于昭明之前)，則二人之關系以及所謂‘深愛接之’的程度，可想而知矣。”“劉勰與蕭統(tǒng)的關系不深，可能與他們相處的時間不長有關，但在一二年內，也是可以建立‘情實親友’的深厚關系的。

　　果如此，劉勰或者不會很陜就離開東宮，或者是撰經(jīng)將畢，必任以其他東宮官職，何至于使他憤而落發(fā)出家!”關于蕭統(tǒng)與劉勰卒年的前后，有所爭論，牟先生的觀點不―定正確，但他通過蕭統(tǒng)與其他文士交往的具體情況，卻可以用來反觀蕭統(tǒng)對劉勰的親密程度，也許劉勰的才能沒有引起蕭統(tǒng)足夠的注意，劉勰在極其重視文學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梁代皇族集團中并未受到特別的禮遇。

　　當然，《文心雕龍》誕生之后，也不是絲毫沒有引起別人的重視，但是范圍太小。

　　它在南朝被征引，就現(xiàn)存文獻的記載來看只有一條，那就是在蕭繹《金樓子・立言》中，其云：“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非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又云：“古來文士，異世爭驅。

　　而慮動難固，鮮無瑕病。

　　陳思之文，群才之雋也。

　　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圣體浮輕。’有似于蝴蝶，永蟄可擬于昆蟲，施之尊極，不其嗤乎!”而《文心雕龍・指瑕》云：“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非難。

　　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緊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

　　陳思之文，群才之雋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圣體浮輕。’浮輕有似于蝴蝶，永蟄頗擬于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王利器先生曾說：“《文心》于‘可不慎歟’之下，一滾說下去，《金樓子》無端分為兩截，非也。劉彥和時代較梁元帝略早，當彥和此書于沈約之后，約‘大重之’。其時《文心》必因而流傳，故梁元帝得以節(jié)錄之耳。此尤為《文心》一書寫成于齊，流行于梁之的證也。”

　　王利器先生說蕭繹襲用了(當然也有一些文字上的改動)《文心雕龍》，的確也有這種可能性，但為何蕭繹沒有說明引用劉氏之陳言，原因很難為人所知。

　　同時王利器先生由一個孤單的例證遂下了“流行”一語，似乎欠妥。

　　孤證不立，這是文獻學的常識，沒有其他任何相似的例證，能夠證明《文心雕龍》流播之廣。

　　蕭繹之所以能夠錄用，可能與他藏書之富有關，《隋書・牛弘傳》載：“蕭繹據(jù)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余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于繹矣。”他人未必能夠注意到，《文心雕龍》的影響并不是很深廣。

　　二、《文心雕龍》在隋唐的影響

　　《文心雕龍》在隋唐兩朝為人征引較少'同樣說明了時人對其關注不夠。

　　盡管《文心雕龍》的一些思想與言論為人所襲用，但這種影響更多地是體現(xiàn)在史學方面，而在文學領域并不昭著。

　　即使唐太宗李世民在《晉書・藝術傳》的序言中暗用了《文心雕龍・正緯篇》“真雖存矣，偽亦憑焉”一語，但這只是說“藝術之興”過程中“詭托近于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tài)，諒非一緒”真?zhèn)位�滲的事實，而與文學思想的關系不大。

　　姚思廉所撰《梁書・文學傳下》和李延壽所撰《南史・文學傳》皆置劉勰為一傳主，都突出《文心雕龍》論“古今文體”之意，前者甚至還引用了《序志》一篇，但姚、李二人認為《文心雕龍》一書是討論各種文體的著作，并非單純討論純文學意義上的文體。

　　盧照鄰在《南陽公集序》說：“近日劉勰《文心》、鍾嶸《詩評》，異議風起，高談不息，人慚西氏，空論拾翠之容;質謝南金，徒辨荊蓬之妙。”―方面說明《文心雕龍》逐漸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另―方面也暗示了人們對《文心雕龍》褒貶不一，沒有達成共識。

　　現(xiàn)在學者認為《文心雕龍》對唐代文學思想有重要影響，其主要表現(xiàn)在劉勰“風骨”的思想上，陳子昂的“漢魏風骨”論、殷瑤《河岳英靈集》對“風骨”的重視等都說明了唐代“風骨”的精神與劉勰相通。

　　筆者認為，“相通”只能代表他們的精神有相似之處，并不能說明他們的觀念就受到了《文心雕龍》深刻的濡染。

　　原因一是“風骨”一詞，最早并不是由劉勰提出，沈約《宋書・武帝紀》就說宋武帝劉裕“風骨奇特”，“(桓)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謐日：‘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杰也。’”雖然是評論人物的風貌，但意義卻是和文學上的“風骨”相近，二是這些文人在談及風骨的時候，從未直接標注過劉勰或《文心雕龍》等字眼，由此，我們很難有確鑿的證據(jù)證明他們“風骨”一詞及其思想直接就來源于《文心雕龍》。

　　至于象王昌齡《詩格》、皎然《詩式》等詩歌批評著作，雖然相對于其他著作引用《文心雕龍》多一些，但《詩格》、《詩式》等這一類著作本來品格不高，屬于童蒙一類的讀物，所以影響也不大，至少說明《文心雕龍》的思想在唐代并不為人所看重。

　　有論者認為《文心雕龍》在唐代最顯著的影響表現(xiàn)在劉知己的《史通》上。

　　汪春泓從思維方式、“宗經(jīng)”思想、敘述體例及方式和對古代文化史的看法等四個方面認為《史通》受到《文心雕龍》很大的影響。

　　不錯，《史通》對《文心雕龍》的評價還是很高，它在卷十《內篇・雜述》中說：“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之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后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劉知己在其后又說道：“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tǒng)。”實際上表明自己要學習劉勰等前賢糾正時弊，破除虛妄之事。

　　但汪春泓先生用了相互比照的方法來說明《史通》受到了《文心雕龍》的影響，筆者認為這只能揭示了《史通》在史學的某些精神上和《文心雕龍》是相通的，并不足以說明《史通》從框架到具體的敘述方式上都受到了《文心雕龍》的影響。

　　劉知己自己從來沒有說過，《史通》很多方面繼承了《文心雕龍》，《史通》一書明確用《文心》之語來闡述自己觀點的有兩處，卷十八《外篇・雜述下》說：“昔劉勰有云：‘自卿云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后，頗引書以助文。”引自《文心雕龍・才略篇》，這也僅僅用來說明歷史的一個事實，與具體的史學觀念關系并不是很大。

　　另外在《雜述下》還說：“(揚雄)自序又云：‘不讀非圣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劉勰《文心》已議之矣。”

　　《史通》明言《文心》的只有此兩處。

　　暗用《文心雕龍》之語的幾乎沒有，有論者說《史通・敘事》云“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后兩者緣自《文心雕龍・神思篇》。

　　其實這只是一個極常見的典故，不見得就是來源于《文心》。

　　基于此，筆者認為《文心雕龍》對《史通》并沒有顯著的影響。

　　最讓人覺得有意思的是，唐初著名史學家顏師古在《匡謬正俗》卷五中關于史書的贊語說道：“劉軌思《文心雕龍》雖略曉其意，而言之未盡。”對《文心雕龍》評價也不高，甚至把《文心》的作者都弄錯了，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顏師古輕視《文心》所致。

　　三、《文心雕龍》在宋元時期的影響

　　《文心雕龍》在宋代文學批評史上影響較之于前有所增強，作為文獻記載，它見于《新唐書・藝文志》、《遂初堂書目》、《郡齋讀書志》等。

　　然而在他們的敘錄中對《文心雕龍》評價卻較低，如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寫道：“《文心雕龍》，右晉劉勰撰，評自古文章得失，別其體制，凡五十篇，各系之以贊。

　　云：余嘗題其后日：世之詞人，刻意文藻，讀書多滅裂，杜牧之以龍星為真龍王，摩詰以去病為衛(wèi)青，昔人譏之，然亦不足怪，蓋詩賦或率爾之作故也。

　　今勰著書垂世，自謂：嘗夢執(zhí)丹漆器，隨仲尼南行。

　　其自負亦不淺矣。

　　觀其《論說》篇：“論語以前，經(jīng)無“論”字;六韜三論，后人追題。

　　是殊不知《書》有論道經(jīng)邦之言也，其疏晷，殊過于王杜矣!”指出劉氏之紕繆，對其過分自負也提出了委婉的批評。

　　說明《文心雕龍》并不為文獻學家所看重，甚至將劉勰所屬的朝代都弄錯了，誤認為是晉代，也不著錄卷數(shù)。

　　不僅如此，兩宋時期，《文心雕龍》在文學理論和批評上也不常為人們所引用，談及《文心雕龍》或引用其語的現(xiàn)象并不是很多，文學家討論《文心雕龍》大抵有以下幾處：

　　黃庭堅曾經(jīng)兩次談到《文心雕龍》，他在《與王觀復書三首》(其一)中論道：“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征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后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此引《文心雕龍・神思》語，劉勰是贊同“好奇”之論的，但在黃氏看來，這是因為沈約、謝胱是當時文學領袖，他們“好奇”，故而也就誤引了當時的文學風氣，劉勰遂就作出這樣的判斷，黃庭堅本人則是反對“好奇語”的傾向，認為這是文病。

　　黃庭堅在《與王立之四帖》(其二)的信中又云：“劉勰《文心雕龍》、劉子玄《史通》，此兩書曾讀否?所論雖未極高，然譏彈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雖然提出應當閱讀《文心雕龍》，可見《文心雕龍》在宋代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黃氏看來，《文心雕龍》的看法“未極高”，算不上什么真知灼見，也印證了上一封書信中的觀點。

　　在具體的文學批評上，兩宋文學家關于《文心雕龍》的討論幾乎全部集中于劉勰《辨騷》對屈原及其賦作的討論上，而且抨擊之風占了主導傾向。

　　晁補之在《離騷新序下》說道：“劉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為病。

　　彼原嫉世，既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

　　乃固與勰所論，必詩之正，如無離騷可也。

　　嗚呼!不譏于同浴而譏裸裎哉。

　　又勰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勰以《招魂》為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馨凍飲，勰以此為荒淫，則失原之意逾遠。”對劉勰的評價仍然較低，甚至認為其“文字卑陋不足言”。

　　張�浴噸け嬪А匪擔骸傲踣淖鰲侗嬪А芬暈槳喙?jié)��?#65533;原為‘露才揚已’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昆侖縣圃，非經(jīng)義所載;……而勰考不精，遂謂班孟堅謂屈平離騷不合于左氏，則其失也，不待辨而可了矣。”顯然是不贊同劉勰的觀點，在指陳劉氏的錯誤。

　　樓鑰在《高端叔墓志銘》中寫道：“嘗謂《離騷》之學幾亡矣，……班固、揚雄、王逸、劉勰、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也對劉勰關于騷學的闡述有異議。

　　林希逸在討論《離騷》時說：屈原“二十五篇逸放之辭，當與李太白論，不當與班固劉勰論。……劉勰綴緝詞章而不達比興，其文可考也。”認為《文心雕龍》只是攝取了屈賦的詞章而不能領會其真正的意旨。

　　宋代征引《文心雕龍》最多的學者是宋末王應麟，集中于《困學紀聞》，有十四處，臚列于下：卷二《書》：“《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引自《宗經(jīng)》);“《文心雕龍》‘夏商二箴，余句頗存’”(引自《銘箴》);卷五《儀禮》：“《文心雕龍》云：‘二言肇于黃世，《竹彈》之謠是也”。

　　卷十《地理》：“《文心雕龍》‘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引自《祝盟》)，“《文心雕龍》云‘《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卷二十三《考史》“《文心雕龍》謂‘江左篇制，溺乎玄風”’。

　　卷十七《評文》：“《文心雕龍》謂‘英華出于情性，賈生俊發(fā)，則文潔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云沉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引自《體性》)，“《文心雕龍》云‘《論語》已前，經(jīng)無“論”字”;卷十八《評詩》：“《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

　　《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詞”’，“《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文心雕龍》謂‘善為文者，富于萬篇，貧于一字”(引自《煉字》);卷十九《評文》：“醇酰出《文心雕龍》”;卷二十《雜識》：“《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yōu)，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引自《熔裁》)。

　　王氏引用《文心雕龍》著重于文學思想，有卷十七《評文》以下八條，其他所引主要是為了他史地考證服務的。

　　王應麟是宋末元初人，如此較多的征引說明《文心雕龍》重視度比以前有所提高，但這樣的現(xiàn)象仍然是個別的，況且王氏是學者，文學成就并不是很高，這就難以說明《文心雕龍》的文學思想在文學領域中的地位。

　　而在其他學者的討論中，則多不是從《文心雕龍》的文學思想出發(fā)，常常把它作為史料進行考證。

　　如吳曾討論“江山之助”一詞時寫道：“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篇》云：‘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煩。然屈平所以洞風騷之隋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故唐張說《至岳陽》詩益凄惋人，以為得江山之助。”固然認可劉氏的思想，但主要是考證“江山之助”的來歷和意義。

　　再如洪邁曾說：“用兵獲勝則上其功狀于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競不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用《檄移》中的言語來印證自己的看法，與文學思想無涉。

　　又如程大昌考證“馬匹”之“匹”意時說道：“或曰：匹言價與匹帛等，不知孰是。

　　因讀劉勰《文心雕龍》，其說為長，曰：‘古名車以兩，馬以匹，蓋車有佐，乘馬有驂服，皆以對并為稱，雙名既定，則雖單亦復為匹。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此義甚通。”這是引《指瑕》之文來考證“馬匹”之意的來源。

　　(劉勰《指瑕》之文與程氏所引略異，但大意相同)與文學思想同樣無甚關系。

　　當然，筆者上述所論無意于一味貶低《文心雕龍》在兩宋時期的影響，張戒曾說：“劉勰云：‘因情造文，不為文造情’，若他人之詩，皆為文造情耳。沈約云：‘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說’;劉勰云：‘情在詞外日隱，狀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論其實一也。”張氏征引劉文，實際上就是認可《文心雕龍》的觀點，但象這樣的情況只是零星的言論，非常少見。

　　再者，《宋史・藝文志》雖載辛處信《文心雕龍注》十卷，但到了元代此書就已經(jīng)亡佚，從另外一面也可見，《文心雕龍》并不為宋人所看重，故流傳不長，亡佚較快。

　　有元一代，因為統(tǒng)治時間較短，所以征引《文心雕龍》的現(xiàn)象雖然存在，但也只是集中于個別人的著作中，如潘昂霄的《金石例》引用了《文心雕龍》七處。

　　雖然錢惟善在元至正本序中說《文心雕龍》“自二卷以至十卷，其立論井井有條不紊，文雖靡而說正，其旨不謬于圣人，要皆有所折中，莫非六經(jīng)之緒余爾。”稱譽甚高，但這是遵嘉興郡守劉貞之囑，“候欲廣其傳，思與學者共之，刊梓郡庠，令余敘其首”，“今侯為政是郡，不失其清白之傳，文章政事，為時所推，……故不敢辭”，屬于應景之作，難免就有夸飾的成允不能反映真實的情況。

　　由此可見，雖然《文心雕龍》在兩宋時期已逐漸為士人所習知，但士人引用《文心》者為數(shù)仍然不多，雖然認可了《文心》的某些文學思想，但總體的評價并不是很高，故影響也不是很大。

　　余論

　　明代以后，《文心雕龍》才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不僅因為此時對《文心雕龍》的校勘風行，有朱郁儀、梅子庾、王損仲等十數(shù)家，更為重要的是明代楊慎批點《文心雕龍》，標志著系統(tǒng)研究劉勰《文心雕龍》文學理論的開始，也透視了劉氏文學理論的地位得到極大的提高。

　　隨后，《文心雕龍》的研究遂向風而行，絡繹不絕，其文學理論也深得人心。

　　但在明代之前，《文心雕龍》的影響并不大，人們關注不多，尤其在一流的文學家、批評家中庶無提及，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現(xiàn)象。

　　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心雕龍》對古代文學，尤其是創(chuàng)作意義并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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